财神与邪神：近代江南五通神的双重身份.docVIP

财神与邪神：近代江南五通神的双重身份

按《祖殿灵应集》记载，唐光启二年（886）的某天，红光烛天，五位神人从天而降，落于徽州婺源城北邑民王喻（或王瑜）园中。此五人威仪如王侯状，黄衣皂绦，踞胡床呼而言曰：“吾当庙食此方，福佑斯人。”言讫升天去。第二日，邑人便择风水宝地建立庙宇，即“五通庙”，并肖像于其中，虔诚的敬奉，此乃有关五通神起源的最早版本。[1](p65)此后，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始赐庙额曰“灵顺”，嘉泰二年（1202）特封王爵，嘉定六年（1213）封八字王。因封爵中皆有一“显”字，故又称“五显神”。明初朱元璋为纪念元末抵御倭寇而战死的亡魂，设立五尺小庙，以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派南京太常寺官祭。[2](p166)由此可见，在宋明时期，五通神曾一度得到官方的认可。然而在其传入“信巫鬼，重淫祀”的江南地区，却被日益赋予了奸淫妇女、轻狂怪诞的邪神特征。此后伴随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汤斌毁淫祠事件的发生，五通神的命运彻底的发生了改变。到近代，五通神通常被视为五路财神。

理查德·冯·格兰在《财富的法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一文指出，在近代，五通神通常被视为财神的化身，“就像五通的诱拐一直被当作对年轻女子有病和夭折的一种解释一样，五通还继续被当作财神崇拜。”[3](p172)“五通崇拜的痕迹在20世纪江南农村的财神崇拜中仍然存在……五通并没有消失，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神只是被对其替代神的崇拜遮蔽了。当财神的概念失去其恶魔特征被重新改造成正常道德的保障时，五通从人们的视野中退却。”[3](p174)那么五通神的替代神是什么？被替代神遮蔽后是否还继续存在于江南社会中？它若存在又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它是否如理查德·冯·格兰所说，将最终退出人们的视野？

一、财神：近代五通神的化身

五通神通常具有“偏财神”的称号，这与其具有赐财与人的神格特征相一致。宋洪迈《夷坚丁志》卷19《江南木客》记载：五通“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叶本作“好迎”。[4](p695)乾隆《元和县志》卷10《风俗》曰：“吴俗信鬼好巫，诸祀典不载者，每崇奉之，而祀五通神尤甚……又有求利之徒，书券契向神乞贷纸钱，后家道日兴。”[5](p111)据此可知，五通神自产生之初便具备“使人乍富”的神通，在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五通神“借贷钱财”、“变致金银”的本领更让无数急于求财的民众痴狂至深。

到近代五通神延续了这一传统，往往以财神的形象出现。这在清顾禄所撰《清嘉录》卷1《正月》有关“接路头”习俗的记载中最为详尽：“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蔡云《吴歈》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6](p50)据此可知，接路头是民间五月初五祭祀财神的一种习俗，往往民众在初四夜晚便争先为利市，为的是能迎来一年的好运气。又，路头乃五祀中的行神，清人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载：“五路者，为五祀中之行神，东南西北中耳。求财者祀之，取无往不利也。”[7](p23)因此路头神被称为五路财神。

那么五路财神为何是近代五通神的替代神？这主要是由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汤斌毁淫祠事件所致。由于此次事件力度大，波及面广，因此汤斌曾一度将作为邪神的五通神与作为正神的五显神的祭祀活动一并禁绝。再者由于此时五通神与五显神在民众观念中早已混淆模糊，不加区分加以祭祀，因此民间为了能在官方的高压下继续崇祀五通/五显，便更其名曰“路头”，即所谓的“财神”，或“五路财神”。[6](p50-51)对此，钱杭认为，“在地方传统与儒家理念之间进行调和并非总是有效”，面对官方的压制，民众在一些情况下，“只能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来抵制政府行为，在地方毁淫祠时通过私奉或者更易神灵来保存地方祠祀。”[8](p48)本文所述，乃是后者，在私奉与更易神灵以外，通过更易神灵名称的方式来保全地方祠祀。

综上所述，民众心目中的五通神虽在宋明两代得到官方的认可，然而其淫邪的本性，往往成为国家正统势力打击的对象，从唐狄梁公开始到近代，均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汤斌毁淫祠事件，更为此后五通神信仰的沉寂埋下了伏笔。但官方的打击并未能动摇民间信仰存续的根基，据民国七年（1918）的一则报刊资料记载：“上方山在苏城西南二十里许，为五通巢穴……每届八月十八日，江浙间之迷信鬼神者……不远千里，纷至沓来。”[9](p42)

曾任江苏吴县县长的王引才，在任上，曾有“将石湖上方山香烟鼎盛之五通神投之河中”[10](p4)之举，之后，一时间上方山五通神祠香火断绝。但五通神信仰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在被正统道德规范的象征——五路财神替代后，仍普遍为民众所崇祀，并不断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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