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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信仰与通俗文学的互动看五通神形象的演变

五通神是我国江南地区民间信仰中重要的神灵之一，亦是一般民众意识里亦正亦邪的存在。关于五通的称呼，明目繁多，有五显、五圣、五猖、五郎神等，相应的，关于五通的起源和相关传说也是多种多样，对此，学界已有详细的论述(1)赵杏根：《五通考述》，《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贾二强：《佛教与民间五通神信仰》，《佛学研究》2003年第12期；杨宗红：《五通神信仰缘由考》，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编《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9年7月，第549-556页；孔令宏：《五显神的源流与信仰》，《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笔者不揣冒昧，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五通信仰之生成与流变，并由此揭橥其层累性的生成特质并进一步观照民间信仰与通俗文学之互动。

一

五通信仰，在民间由来己久，学界一般上溯到唐代，相关的传说最早发源于徽州婺源一带，之后流行于南方的广大地区。在不同时代、地域的表述中，五通又有了五显灵公、五圣、五郎、独脚五通等多个名称，传说五通神本为兄弟五人，在宋代，五通的形象就已经是“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2)(宋)洪迈撰，何卓校点：《夷坚志》，《夷坚丁志》卷十九“江南木客”，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页。，呈现出一种典型的邪神特质，然而这种特质又引来民众规模不等的祭祀，祭祀五通的庙宇则被称为“五圣庙”或“五圣堂”。在南方的民间传说中，五通神的母亲亦是一位重要的神祇，俗称太姥，有时候又有老太姥、太母、太郡、太妈、山娘等不同称呼。

据贾二强考证，“五通”一词当出自佛典，“是指修持佛法者所达到的五种神力”(3)贾二强：《佛教与民间五通神信仰》，《佛学研究》2003年第12期。，南北朝时期刘勰的《灭惑论》云：“若乃神仙小道，名为五通，福极生天，体尽飞腾。”(4)(梁)刘勰：《灭惑论》，(梁)僧佑撰，李小荣校笺：《弘明集校笺》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8页。唐代诗人施肩吾有诗云“五通本是佛家奴，身著青衣一足无”(5)(宋)叶廷硅：《海录碎事》卷十三“佛家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45页。，都是五通本源于释氏之明证，此外，贾氏指出，隋唐时期五通之名号可能就已经不局限于佛门而同样被道家所借用，证据援引自《唐会要》：

隋开皇八年，为道士焦子顺能役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顺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其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6)(宋)王溥等：《唐会要》卷五十“五通观”，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876-877页。

然而，检索早期的释教资料，并没有对五通的形象、事迹有相关的记载，也就是说，在佛教的语境中，五通仅仅是作为神通的概念，而并没有被视作是已经人格化的神灵，施肩吾所谓的“身著青衣一足无”的形象特征亦与佛典无关，而是出自于民间信仰(后文将详考)。简而言之，五通之名称或与佛典相关，而五通神信仰当另有出处。

其实，在民间信仰中，五通神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邪灵的特质，据托名于柳宗元的《龙城录》云：

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发篋易衣，尽为灰炫。余乃为文醮诉于帝。帝恳我心，遂尔龙城绝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宁也。(7)(唐)柳宗元：《龙城录》卷下“龙城无妖邪之怪”，明商浚刻稗海本。

此时，五通本来称不上是神灵，而是鬼物的一种，此种鬼物之前似乎颇有声望，也试图对不崇信自己的地方官做一些报复，然而终究败下阵来，消失无踪。宋元以来，随着相关文献的涂抹，五通神的面目愈发模糊，它一方面继续保持着邪灵的某些特质，常常淫人妻女、盗取财物；另一方面又常常以地方守护神、民间财神的面目示人。

在北宋仁宗时期，理学家李觏曾经为其家乡建昌的五通祠撰写祭文，在神灵的庇佑之下，建昌的百姓奇迹般地免于瘟疫，李觏不免感叹：“‘五通’之为神，不名于旧文，不次于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尝言，而有功于予，其可以废？”(8)(宋)李觏撰，王国轩点校：《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尽管此时五通神尚且是“不名与旧文，不次于典祀”的淫祀，却足以保佑一方百姓，宋代建昌的五通神与唐代柳州的五通神呈现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面相。

南宋初年，洪迈的《夷坚志》有十多条都与五通信仰相关，五通的相关传说也丰富起来，此时五通神明显呈现出一种亦正亦邪的特征，它时而传达上天的旨意劝人行善，时而贪财好色图谋不轨(9)董圣兰：《“惟其功德之宜＂——民间力量对清代苏州信仰文化的型塑》，南京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8-69页。，洪迈在搜罗了大量的民间故事之后，也对五通的形象源流做了一番明确地考辨：“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