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江南俗信.docVIP

《聊斋志异》与江南俗信

摘要：《聊斋志异》素以写鬼写狐见长，不仅山东鬼狐神仙等民间信仰成为《聊斋志异》艺术化的表现素材，江南五通神、青蛙神、齐天大圣等民间信仰也同样成为《聊斋志异》素材来源。《聊斋志异》关于五通神、青蛙神及齐天大圣的三篇作品体现出了蒲松龄对“神道”的不同态度，为“神道设教”作出了新颖独到的诠释。

关键词：聊斋志异;江南俗信;“神道设教”

《聊斋志异》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相比，其创作动机已不再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但与此同时，蒲松龄又“雅爱搜神”“喜人谈鬼”，《聊斋志异》也确实主要以花妖狐魅、神鬼仙怪为故事素材。蒲松龄之孙蒲立德对此有如下解释：“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而以劝以惩。”[1]1170认为《聊斋志异》“多涉神怪”是为了“以劝以惩”。蒲松龄本人对“神道设教”也十分认同，他在《募请水陆神像序》中便说道：“神无所托则不灵，人无所感则不动。是以专门良匠，游艺文人，方幅以肖尊威，金碧以开生面。宝幢璎珞，凛凛庄严，剑树刀山，种种现示。因而大众瞻仰，动菩提之灵心，小乘禅宗，发因果之妙义，奸邪悚其毛发，儿女惕其梦魂，圣人神道设教之意义，遂得以行乎其间矣。”[2]76在创作实际中，蒲松龄并不仅仅满足于“神道设教”、劝善惩恶，在看似荒诞离奇的故事中，寄寓着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以及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追求。

所谓“神道”，其内涵非常广泛，既包含佛道教义、观念、法术等，也包含种种民间信仰。广泛搜求民间俗信并赋予一定的积极意义，是蒲松龄成功运用俗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指出：“此书多叙山左右及淄川县事，纪见闻也。”[1]1181蒲松龄虽然一生几乎未离开自己的家乡，但对各地的民俗传闻无不悉心寻求。《澂俗》《沅俗》简短地记录了南方的习俗，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五通》《青蛙神》详细地描述了长江流域的民俗故事，借五通传说委婉批评了淫祀的俗文化心理，借青蛙神俗信编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水莽草》借楚地风俗讲述了冥间的一段姻缘，表彰了祝生不谋害他人的善行，具有鲜明的人道精神。另外，《苏仙》《念秧》《张老相公》等也都是在江南俗信的文化心理基础上创作而成，并且富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本文以《聊斋志异》关于五通神、青蛙神及齐天大圣的三篇作品为中心，略论蒲松龄对“神道”的不同态度，及其为“神道设教”所作出的新颖独到的诠释。

一、邪恶之神必除之——《聊斋志异·五通》

五通神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有不同的说法。如唐代柳宗元《龙城录》曰：“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偶发箧易衣，尽为灰烬。乃为文醮诉于帝，帝恳我心，遂爾龙城绝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宁也。”[3]宋人洪迈《夷坚丁志·江南木客》曰：“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尤喜淫，或为士大夫美男子，或随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见本形……皆趫捷劲健，冷若冰铁。阳道壮伟，妇女遭之者，率厌苦不堪，羸悴无色，精神奄然。”[4]695-696

蒲松龄之后的许多文人也记录了五通神的传闻，如清人褚人获《坚瓠八集·毁淫祠》载：“苏俗酷尚五通神，供之家堂。楞伽山鼓乐演唱，日无虚刻，河南汤公抚吴，严为禁止。乙丑九月公往淮上，值神诞，画船箫鼓，祭赛更甚于昔。公归闻之，立拘僧至，将神像沉于河。茶筵款待，一概禁绝。”[5]另一位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曰：“然（钮）玉樵谓（五通）起于明祖，则未必然。按《夷坚志》，林刘举将赴解，祷于钱塘门外九里五圣行祠，遂登科为德兴尉，到任奠五显庙，知为五圣之祖祠也。则五圣之祠宋已有之。《七修类稿》又谓五通神即五圣也。然则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夷坚志》所载韩子师病祟，请客以符水治之，见五通神销金黄袍骑马而去。……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而陈友谅僭号，亦在采石五通庙。则五圣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6]701

上述文献记载中已有五通神奸淫女子之说。《聊斋志异·五通》开篇即曰：“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计驱遣之;至于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妇，辄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为害尤烈。”[7]可见蒲松龄笔下的五通乃一淫乱民女的邪恶之神。对于此等邪恶之神，蒲松龄的态度非常鲜明，坚决惩处，毫不留情。

江南商人赵弘的妻子阎氏姿色秀丽，被五通神四郎所奸淫。数日后四郎又将五通神之大郎、三郎带来饮酒作乐，阎氏再次被奸淫，以至于“鲜血流离，昏不知人”。阎氏“不胜羞愤，思欲自尽，而投缳则带自绝，屡试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约妇痊可始一来。积两三月，一家俱不聊生。”赵弘的表弟会稽万生，刚猛善射。他来拜访赵弘，无意间发现陌生男子进入阎氏房间，并与阎氏十分亲昵。他“忿火中腾，奔而入。男子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