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神话所反映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docVIP

“水火”神话所反映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

远古时期，先民对于自然环境还无意识去记载，而是通过神话传说来投射出当时的气候。古华夏民族多聚居在黄河流域，因此干旱与洪水成为先民最关注的气候变化。旱涝灾害严重影响了黄河流域的农作物与动植物资源的生长，可以说，“听天由命”是普遍的生存状态。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多水患，对“水”的敬畏不仅在于“水”给了万物生长的必须，还源于“洪水”如猛兽般不可控，使人们“畏惧”。而对于“干旱”，人们多是归罪于“太阳”所带来的酷热。对于“火”先民多是敬畏并歌颂，如对火神“祝融”的赞誉。可以说，火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现，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变革，甚至改变了人的生命特征与种族基因。

一、“水崇拜”的民族心理

(一)先民对于“水”的观照

先民对水的畏惧与对火的赞誉，使“水火不容”不仅成为一种物理现象，更是一种民族心理。对于水的不可控，先民们常常苦恼于旱涝灾害。都说“水火无情”，可水在先民看来才是真的无情。他们无法掌握河流的流量，无法掌握风雨的大小，在洪水或干旱到来的日子里，他们不得不屈服于自然，没有任何力量去反抗。洪水泛滥时“大水”吞噬一切，水的汹涌意味着凶猛的进攻，偏凉的触感更给人带来不安与不适，成为阴暗、邪恶的象征。

(二)“水”的神话形象

1.上古神话

这种不可改变的自然力被赋予神性，通过对“水神”的刻画，我们读出先民对“水”的畏惧与反抗。在《山海经》中，有许多关于“水火”的神话。“山经”中，共20篇提到“水火之患”，足以证明先民对于“水火”这种自然现象的关注，并深受其影响。根据考古学家推算，我国先秦洪水发生的时间基本明确，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后期。而洪水神话的出现，大约在农业社会的初期。在洪水神话中，最能体现人与自然抗争的就是“大禹治水”，根据对远古时期地形与气候的考察，史学家认为，洪水多发地区为黄河转折处，而大禹治水的地方则为袞州。

对于“水神”，有恭维有诋毁，看似矛盾，实则是先民初步认识自然的过程。早期的水神多为反面形象，如水怪“无支祁”，最初记载于《太平广记》。此外，《海外北经》中记载的水神“相柳”也是邪恶的象征；还有神话记载共工的手下“浮游”是怨灵。根据上古神话记载，对众多“水神”的描写，邪恶多于正义，足见水患在民族心理留下了深厚的印记。

2.后世水神神话的分类化

后来，先民将泛化的“水神”加以具体化，归于江河湖海，加以地域化和形象化，创作出更多丰富的、性格鲜明、对比强烈的神话形象。水神的细化，不仅使神话故事有了地方色彩，还有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从“四渎”、“河神”、“江神”、“海神”，到“淮涡神”、“洛神”、“潮神”、“龙王”等，众多山川水道都有自己的神性，从先秦及以后，神话故事经过历代人的杜撰，有了不同朝代的文化特色。

随着佛教中国化，其中的神鬼形象也影响了传奇故事的书写，自唐传奇以来，传奇小说更是不断兴盛。水神的记载直到明清仍有新的发现，历代人由于对水的探索不停歇，使水神这一形象不断被重新演绎，由此造成了神话故事中，水神的不断变更与前后矛盾。

(1)四渎。“四渎”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史记》记载，“五岳、四渎皆在东方”。而最初，在先民的观念里，黄河不属于四渎，作为华夏母亲河，居高位而不同于四渎。早期，四渎地位不及四海，被视为“人鬼”的化身，屈原、伍子胥、裴谌等都被尊为四渎。

(2)河神。河神，即为黄河水神。黄河流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始发地，有一种母性的恩泽与自然的馈赠蕴含于其中，哺育了世世代代的百姓。因此，对于黄河的恩情，百姓幻想出“河伯”这一神话形象，“河流崇拜”成为“水崇拜”在先民意识里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清代，“黄河”里的“大王”、“将军”数量众多，众多的河神寄托了古人对黄河无患的祈福。华夏母亲河——黄河，是祖先最早繁衍生息的流域，而黄河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反复的工程，是世世代代都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事业。历代帝王百姓都竭力治河，为了纪念这些治河英雄，便将英雄神化，立碑建祠，设立寺庙，将其供奉，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既表达了对治水英雄的歌颂，又寄托了对河道安定、世事太平的美好期望。众多的江河湖海，随着一次次朝代更迭与世事变迁，自然地理环境发生了微妙而不可忽视的变化。黄河从远古的水患威胁，到中古、近古的泥沙淤积，从最初对水患的担忧，如鲧盗息禳、大禹治水，到淤沙阻道的困扰，黄河的水运状况始终成为百姓的牵挂，疏通河道成为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而在治理过程中，有很多无名英雄，无法一一记载，只好选取代表人物，如《黄大王传》所描绘的黄大王，《虫鸣漫录》中的党将军。

(3)江神。江神，则是长江的水神，在古代，长江地位不及黄河，先秦两汉，政治经济文化圈多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长江流域最初并没有有统一的江神。随着中唐安史之乱后政治中心南移，经济文化圈逐渐转移到江南一带，即长江中下游流域，江神逐渐走入大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