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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民居对旅游的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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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科研项目“民族文化对旅游者行为活动的响应研究——以甘孜州为例”（项目编号：14SB0270）阶段性成果之一。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提及旅游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随着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的实施和优质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成为公认的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总体上属于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业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少数民族村寨自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特色明显、开发价值高，具备旅游开发的前提条件。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或村寨旅游开发正如火如荼进行，旅游业的发展使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接触更加频繁，便于居民接触外部文化，融入多元化的社会中。

2018年，四川省甘孜州启动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在康定、泸定和丹巴3个县（市）选择42个试点村进行示范建设，打造6条精品路线，推出7个精品美丽乡村，并于2019年“五一”精彩亮相市场。截至目前，甘孜州第二批60个可打造村实现圆满收官，雅砻江、金沙江流域的67个乡村振兴试点村，成效明显。由此可见，甘孜州州委、州政府坚持农旅结合，以旅促农，打造旅游产业兴乡村，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的接待能力是关键。乡村酒店、特色民宿、农家乐、民居接待点等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乡村民居作为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最典型行为表现，将当地居民的住宅观念与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反映当地社会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当地的人文精神。如何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对乡村民居进行旅游包装，使其既不因循守旧，又不脱离现实，在保持文化原真性的基础上增强体验性，以实物或体验式产品呈现给游客，从而被社会大众接受和认可，即乡村民居如何响应旅游发展，是社会各界人士需要重视、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旅游响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型建构、理论基础以及针对不同旅游主体特殊事件或变化研究方面。旅游响应模型方面，Doxey（1975）提出解释旅游目的地居民响应的最早和最重要的理论模型——刺激指数模型，指出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会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成熟度和游客人数的增加，经历从陶醉到冷漠、厌烦再到敌视的变化过程；随后，有学者不断对该模型进行检验，并提出新的模型，如Bulter于1974年提出动态矩阵模型来解释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响应和行为反应；Dogan（1989）提出社区旅游响应模型来研究居民的响应状态。旅游响应的理论基础方面，国外学术界大多采用社会交换理论、社区依恋理论、增长机器理论、社会表征理论等進行分析。此外，国外学者们还针对不同案例点分析不同旅游主体，如阿拉斯加州Sitka社区居民、加拿大和法国的残障游客等。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术界在旅游发展的地方响应模型和理论研究上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引入理论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如单铭磊（2015）以聊城东昌古城景区为例，采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ScienceIndicators，ESI）模型，分析社区文化认同响应旅游开发的内在机理；李志飞（2006）、张朝枝（2009）、王维艳（2013）等学者分别以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表征理论和场域理论分析了社区参与机制、社区居民的遗产价值认知和社区响应乡村旅游的发展。此外，国内学术界对地方响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的旅游感知、态度与反应，旅游突发事件或特殊事件的响应，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地方响应3个方面。如魏宝祥（2013）以临夏松鸣岩“花儿”会的居民为例，研究其旅游响应，指出旅游发展促进居民文化自觉和重构，传统民俗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获得积极响应；黄洁等（2003）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初期，居民的总体期望和支持度较高；左文超（2011）研究丹巴甲居藏寨居民的社区参与、门票分红感知差异与利益分配形式，提出民族旅游资源治理措施；王维艳（2013）以黔东南郎德上寨为例，构建乡村旅游社区响应模型，指出实行旅游开发后，居民贷款建设家庭旅馆、与外来企业合作、成立旅游公司的情况增多，但实际收益远未达居民期望。

由此可知，国内外关于旅游响应的研究，主要关注点是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感知、态度和反应行为，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民居的旅游响应研究虽有提及，但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较少。国内对民居的旅游开发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对民居的正负面影响、旅游开发原则和开发策略研究等方面。本文以四川省甘孜州为例，基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探讨乡村民居对旅游的响应机制，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现有研究。

二、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民居旅游响应现状

2018年4月，甘孜州围绕“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