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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诸佛要集经》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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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对于《诸佛要集经》的研究多止步于探讨其创作年份与后世意义，对于本身的创作地点和书法性暂时较少有人涉及，本文将对此两点进行补充。笔者偏向于经文的翻译更多的是在洛阳，在完成后再传回西域地区。同时在对比《诸佛要集经》与相近时期的其他写经本后，认为除了受钟繇隶书影响之外，还与索靖章草用笔较为接近，并且经文抄写过程中受到河西走廊一带书风的影响，也使得经文更有尚意之风。

【关键词】《诸佛要集经》竺法首索靖

现存于旅顺博物馆的《诸佛要集经》残卷共有14片，残存53个字，在与日本龙谷大学确证后表明此些残片为1908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的吐峪沟古寺院遗址所发掘得到。对于书写的时间，发掘的残卷经尾跋语有写“囗康二年正月十二日月支菩萨法护手执”，梁僧祐《新集经论录》也未署明详细译经年月1，而学者们都较为偏向认为在其后的“元康六年三月十八写已”可以推算在前面残破的部分也就是写明竺法护翻译此卷的时间是在“元康二年”（292）。但对于此卷到底是在何处写成暂无定论，以及对其书法方面也少有讨论，因此本文想就此两方面进行浅析。

一.《诸佛要集经》的写经过程

根据《大藏经》所记录，《诸佛要集经》的内容主要是描述佛宣说诸佛要集之法，开化三界众生，2为明显的大乘佛教教义。而西晋时的新疆普遍信仰的还是小乘佛教，所以可以较为肯定的是，这篇经文是翻译后甚至书写之后才传到吐鲁番地区。正如神田喜一郎所说：“虽然此经发现于吐鲁番，但未必能判断原来一定是在发现地写的。”3

现今较多认为此经书写于洛阳或是河西走廊沿线，并以敦煌居多。前者，主要是根据译者竺法护而来，而后者则是根据授受者聂承远以及竺法首而来。《高僧传》中有表明，竺法护曾自西域回到中原，沿路将从西域得到的胡本经文翻译，而根据其他有纪年的经文比如《文殊师利净律经》《文殊师利土严净经》《正法华经》，都清楚的表明竺法护于太康末年在洛阳与长安一带活动。在陈国灿的《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与敦煌高僧竺法护译经考略》4里，陈国灿先生把元康元年（291）所译的《首楞严三昧经》和《如来大哀经》以笔受者相同为由推断此时竺法护在洛阳，笔者对此颇为认可。根据残片的图片，较多学者通过卷尾残缺字的轮廓较大概率的猜测“聂承远”之前是“梵本”二字，当然也有认为是“本，口”二字，虽然笔者对两种准确性均存疑，但紧跟其后的“令此经布流十方，戴佩弓口化速成。”以及“元康六年三月十八写已”可以推断，无论是前面哪种猜测，都表明了竺法护是先授与聂承远，再转授竺法首于元康六年重抄此经并让经书逐渐向吐鲁番地区传播。根据《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记载，聂承远不仅是参与竺法护译作时间最久的一位，亦是在长安和洛阳最常用的译经助手。《历代三宝纪》亦有载：

起武帝世太始元年，至怀帝世永嘉二年，其间在所遇缘便译，经信士聂承远执笔助翻，卷轴最多......故知今之所获，审是护公翻译不疑。故聂承远子道真与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等，前后并是笔受之人，已见别传不复委载。5

正如陈国灿先生所提到的，此后在《圣印法经》又有明确记载竺法护和竺法首在元康四年的时候都在酒泉，如果元康二年在洛阳译经之后由竺法护带着译文来到酒泉，之后再由竺法首书写此卷，这样的逻辑似乎合理。此外，在伊藤伸的《从中国书法史看敦煌汉文文书》6中有提出《诸佛要集经》可能写于太康二年，可惜根据其他的佛经提记无法准确推出护法这一年所在何处，较大的可能是在敦煌。但因太康二年（281）和元康六年相距将近二十年，时间跨度过大，所以较少的学者认同此种观点。由此看来，此佛经在元康初年于洛阳翻译的可能性最大，译成之后于酒泉重新抄写再由僧侣或商人带入吐峪沟古寺。

二.由索靖探求其书法性

对于《诸佛要集经》上的字，根据残片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乌丝栏，表明这是正式的写经，但是字里行间所反映的情趣又让我们觉得并非是单纯的写经僧或是生手所写。相反，甚至有可能是受过专业书法训练的人的作品。残余的字显示其书法应当是介于楷书和八分法之间，整体的布局正在向楷书结构靠拢只是暂未出现行行对齐的形式，而多数的字体也都呈现出从隶书向楷书的转变，学者们多考证此为典型的西晋官方书体“晋书正写”。比如像“不”“可”“一”等横画不再是隶书所特有的逆入，而是直接落笔顺入，最后到末笔轻止或往回收。整个笔画都有从左往右向上倾斜的趋势。但相比之下，捺笔中蕴含的隶意更浓也更平稳，其收笔的重按轻挑也是隶书较大的特点。此外波磔的平稳也是追求隶书平稳整齐效果的一种表现。伊藤伸在其论文中也表示《诸佛要集经》和汉末三国时期吴地的《九真太守谷朗碑》的风格接近，都体现出“郑重地书写的”效果。7本想力图通过对比同时代发掘于新疆或是敦煌的写经，可惜《诸佛要集经》已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写经存本，与其时代较为接近的只有发现于敦煌的西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