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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漆器的生态中和之美

一、历史溯源

漆器，是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已在劳动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了漆树产漆的特性，发掘了漆液防腐耐热的性能并用以制器。现今出土的最早的漆器为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一只木质漆碗，距今已有七千多年。《韩非子·十过》篇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描述了漆器代替陶器成为食器，后转化为祭器的演进过程，体现了漆器工艺之复杂、价值之珍贵，是古人眼中权力与责任的象征。在《尚书·禹贡》中也有“兖州厥贡漆丝”的记载，《山海经·北山经》中记载道：“虢山，其木多漆棕。英靼之山，上多漆木。”说明数千年之前，漆树的经济价值便已被发现，漆器成为了贡品，夏代的漆器除用于祭祀之外也已成为日常生活用具，殷商时代也有“石器雕琢，觞酌刻镂”的漆艺。历经春秋战国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日本等地都有深远影响。漆器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手工艺之一是中国人民在化学技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也体现着一代又一代传统手工艺者潜心钻研的匠心积淀。

桂林漆器是广西桂林地区各族人民利用天然动植物材料的外壳加以髤饰制作的传统漆器。其独树一帜的工艺特色、源远流长的传承脉络，是弥足珍贵的民族工艺遗产。早在西汉初年，桂林郡就生产带“布”“布山”“市府草”等款识的漆器，胎体有木胎、竹胎、夹苎胎、皮胎、铜胎等。经过漫长的发展进程，逐渐演化出浓郁的岭南特色。在宋代《岭表录异》《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等文献的记录中，桂林当时已出产盘藤漆器、思劳竹漆错、海螺漆杯、靖江鸟翅漆扇等具有天然胎雏形的漆器及漆制品。清代《广东新语·器语》、雍正年间《广西通志·物产志》、乾隆八年《南宁府志·食货志》以及《粤西从载·卷七》等大量史料的记录中，都有桂林漆器的相关记载，大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桂林漆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逐渐在传承中演进，在继承中发展的历史脉络。也体现了桂林人民接受自然的馈赠，逐渐认识制漆、制器的各类原材料，不断摸索、探究并遵循和运用自然规律进行创造。桂林漆器既方便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又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添上了一抹亮色。

二、生态中和的思想渊源

“和谐”作为人类共同的审美理想是古代朴素哲学思辨思维的体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美是和谐”之说，同时又强调了和谐不是同一，而是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构成的秩序，其中就体现了辩证的生态中和思想。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和谐作为美的特性是整体的统一性与完满性，是多样性的统一。在中国，生态中和的思想古已有之，从万物生发的根本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到中国古典艺术的理想境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再到为人处世的君子人格塑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先贤们在对天、地、人的思考中都体现了生态中和的辩证思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国古典生态中和思想不仅仅局限于艺术上，更是以生态中和的哲学观作为宇宙世界的运行规律及万物生发的规程，体现了中国古典先贤的生态智慧及审美趣向。在当代，袁鼎生教授的生态美学理论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形成已久的中和结构与哲学观中汲取营养，提出生态美学中的各要素以最佳的形态和最优的比例形成的“真善美益宜整生”思想，这是对生态中和思想高度的概括与提升，同时也为生态批评分析生态中和之美指明了具体方向。“生态中和是整生性和谐的最佳结构形态和最佳组织形态，深刻地体现了审美系统整生化的规律和目的，集中地体现了生态艺术的审美精神”[2]。桂林漆器取材天然，技法独特，造型别致，风格鲜明，在取材、造型、技法、工具、审美及应用等多个维度上均体现了生态中和的审美趣向，蕴含着独特的中和之韵、整生之美。

三、桂林漆器生态中和美之表现

桂林漆器作为中国漆器中独树一帜的岭南之花，除一般漆器所具有的轻便、经久耐牢、不褪色、不怕潮湿、鲜亮美观、高贵典雅等特色之外，还因其取材自然，造型古拙，取法精妙而具有独特的生态之美。桂林漆器均取材天然，融自然与人力于一体，虽经手工髹漆打磨，成品却仍保留胎体材料原有外貌造型特征，通过图层色彩之变化衬托并凸显出天然材料自身的纹理与图案之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3]。

（一）桂林漆器取材之真

桂林漆器之真，真于其取材造化，美生自然。桂林漆器又称天然胎漆器，主要采取天然动植物的枝干根茎或动物骨角、贝类外壳涂漆，打磨后外形保留天然物的特征，并使用天然漆材料进行加工。传承人王伯杨在论文《广西天然胎漆器传承与发展》中对天然胎漆器定义为：“直接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