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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移民——迟到五⼗年的报告

年轻⼈还知道这段历史吗——美丽的千岛湖，是50年修建新安江⽔库⼤坝形成的。⾜有三千个西湖那么⼤的⽔库，淹

没了淳安的贺城、狮城两座古县城，茶园、港⼝、威坪三座古名城，还有数不清的古村落。不夸张地说，当年淳安⼈⼝

集中的富裕村，都在⽔库底下了。

刚解放，华东电⼒极度缺乏，当时上海的全部电⼒是30万千⽡，浙江电⼒仅仅4.1万千⽡。新安江⽔电站上马，每年能

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1956年，新安江⽔电站列⼊了国家“⼀五”计划，这也是中国第⼀座⾃⾏设计和⾃制设备的⼤型⽔电站。共和国从此有了

⼀个辉煌的⼤坝，华东⼯业从此有了充⾜的电⼒，⽣产出供应全国的⽣活必需品，中国现代⼯业也就此起步了。

建⽔库必须先移民。当时，除了远离新安江畔、⽣活在⾼⼭峻岭上的贫困⼭民，11万多户、44万多淳安⼈，50%以上离

开了故⼟。这是新中国成⽴后，第⼀次最⼤的⽔库移民迁徙⾏动。

在这20多万⼈的移民⼤军中，就有我⼀家⼈的⾝影：⽗母、奶奶、我们五兄妹，全家⼋⼝⼈。

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我们农民来说，⼤⽔瞬间就漫上来了。⽥地被淹，房屋被淹，甚⾄来不及和祖宗道

别。

半个世纪过去了。午夜梦回，我常常想，中国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

也是中国⼯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1965年我考上⼤学，有位叔伯拉着我的⼿说：⼤郎啊，你将来要是当了官，千万要记得为我们移民说话！

⼤学毕业后，我成了新闻记者。移民家庭的孩⼦，分外珍惜机会，特别吃苦、肯⼲。我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评上了全

国劳模，得到了“范长江新闻提名奖”，也真的当了“官”了——从⼴电厅总编室副主任开始，我担任过浙江省信访局局长、

民政厅副厅长。我的名字在移民中间传开了，我家⼀度成为新安江移民的上访中转站。他们认为，我是唯⼀可以帮他们

说话的⼈。

我很痛苦。移民问题太⼤了。我⼀介书⽣，能做什么？我只有⼀⽀笔。我开始搜集移民材料。我想写写⼏⼗万淳安⼈以

及中国农民的泪⽔和奉献。

真正促成我写书念头的，是时任⼈民⽇报社总编辑的邵华泽先⽣。

1989年8⽉，我奉命到北京去请邵华泽来浙江讲课。说来有趣，平⽣第⼀次见⼤官，⼼⾥还扑扑跳。没想到邵华泽⼀开

⼝，⼀⼝浓重的淳安普通话。⽼乡啊！我喜出望外。再⼀讲，原来⽼家还是两个隔壁乡的。从⽼家，很⾃然地谈到了新

安江移民的话题。第⼆次见⾯的时候，我就递上了⾃⼰搜集采写的材料：《江西省新安江⽔库移民调查报告》。

我记得当时他眼睛⼀亮，⼀⼝⽓把⽂章看完了。他说：写得很不错。

后来，这个稿⼦作为内参发表了。这也是新安江⽔库移民的历史真相和现实问题，第⼀次得以向⾼层直陈。

邵先⽣说：这段历史还没⼈写过，要不，你来写？

就这样，我踏上了为新安江移民著书的漫漫长路。

20多年来，我跑遍浙皖赣3省，去过22个县200个村⼦的1000多户⼈家，寻访了2000多⼈，⽤了8本笔记本来记录他们

的故事。每到⼀地，移民都把我团团围住，想说话的⼈太多了。

这件事越深⼊，我的使命感越强烈。我觉得，如果我不写，那么这段历史，终将随着千岛湖的清⽔飘⾛、淡去。

2009年1⽉，《国家特别⾏动：新安江⼤移民——迟到五⼗年的报告》，终于由⼈民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出版了。

淳安县⽼县长、曾任杭州市副书记的王富⽣同志说：看到这本书问世，我的⼀块⼼病落地了。

这本书能出版，是改⾰开放30年以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结果。

书写完了，我如释重负。我把它当成⾃⼰对历史、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对我个⼈来说，也是对家庭的责任。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郎上坟去！⽔电站开⼯那年我11岁。对⼀个少年来说，那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淳安县威坪镇松崖古村，是我来到⼈世间的第⼀站。

松崖四⾯环⼭，⼀条长渠穿村⽽过。⼤巷⼩弄，平坦得没有⼀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青⽯板——淳安⼈祖传有“不⾛

泥路”的习惯，沙洲相连的⽥畈，邻⾥相通的⾥弄，都铺青⽯板，富村横铺，穷村直砌。我们村的⽯板路⼀直通向最⾼

的松⽑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最好的青⽯板砌成。

50岁那年，我带着妻⼉重返松⽑岭，⼩船穿岭⽽过，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全都沉⼊了⽔下。

我们村⾥，还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宗祠，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宗祠有

⼀排四株千年翠柏。家族⽼⼈讲：“当时看到新安江⽔库的⽔⼀天天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天天往⽔中

沉，⼼真如⼑割⼀样痛。”

昔⽇淳安，古树连⽚，⽑⽵成林，村庄临溪⽽筑，依⼭⽽建，黛墙青⽡。昔⽇淳安，有耕⽜开春尝鲜的习惯，我六岁开

始放⽜，⽴春之⽇，全村百头⼤⼩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