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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流动逻辑

——TheMobileLogicofChineseEducationintheNewEra

作者：

金紫薇/邓友超

作者简介：

金紫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政治学、教育理论等；邓友超(通讯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宏观教育学(北京100088)。

原发信息：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京)2023年第20232期第30-42页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大，“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的转变势不可挡。进入新时代，在两个大局的双重叠加和相互激荡下，中国教育呈现四种新的流动趋势：从出国留学向国内就学的流动、从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的流动、从乡村就学向城镇(县城+都市圈)就学的流动以及毕业生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的流动趋势。中国教育的四大流动趋势实际上是对教育资源体系的大调整，深刻塑造和改变着当前中国的教育版图，使国际与国内、国家与市场、城镇与乡村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展开了复杂的互动和博弈，对中国教育发展带来诸多新挑战。为此，通过探索人才“在地”双培养模式、优化支撑公共教育的服务体系、构建圈层融合的城乡教育发展新格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竞争力措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TheMobileLogicofChineseEducationintheNewEra

关键词：

两个大局/教育/流动

期刊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3年10期

“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总量高达3.85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62亿。中国已然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①的转变势不可挡。

人作为“流动”的主体，其在地理空间和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化被统称为社会流动，具体包含横向的人口流动和纵向的阶层流动两个层面②。教育从本质上是培养人的活动。社会流动所引发的人口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变化对中国教育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总体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这一时期，社会成员受特定制度身份(如户籍制度、档案编制身份等)的限制被固定在“蜂窝状”的组织体系之内③，人口流动总体呈现静止状态，阶层流动处于固化状态。1984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中国人口乡城流动、区域流动和国际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总体呈现全方位、多元化、家庭化、高频率的发展趋势。一是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人口呈现从北到南、从西向东的流动趋势，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④，这使中国教育呈现“东强西弱、中部塌陷”的总体格局；二是城镇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⑤，使中国教育呈现城挤乡空、城市内部二元对立的发展格局；三是规模浩大、形式多样的国际学术流动不断促使中国与全球学术系统整合，使中国不断从全球学术体系的边缘迈向中心⑥。

通过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分析社会流动对中国当前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流动”改变和激活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格局，是观照和理解当下和未来教育的重要透镜和关键指标。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中国教育的流动逻辑，揭示中国教育流动呈现的新趋势及新挑战。同时，就如何应对这些新挑战尝试提出相应的教育治理之策。

一、文献回顾

社会流动与教育有紧密而复杂的交互关系。目前学术界集中探讨的是社会流动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涉及人口流动、阶层流动两个层面。

关于人口流动对教育的影响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口流动对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带来新的挑战。有研究者指出，人口流动不仅仅是空间地域的变化，还伴随着配套公共服务资源需求的增加。⑦因此，在治理策略上，要关注高流动背景下教育资源供需关系的区域格局，在人口变动预测基础上分析教育资源需求差异。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口流动对教育影响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对于流入地的城镇地区而言，随着人口向城镇的快速聚集，城镇地区面临着学龄人口增加与教育经费、学校建设和师资配置供给不足的矛盾。因此，要客观评估城镇地区义务教育资源的承载力，实时监测、预测城镇地区学龄人口总量与分布形态，依据布局调整的底线标准对城镇学校布局进行规划。⑧此外，就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而言，要厘清教育责任的边界，追求流动儿童终身学习能力的提升⑨。同时要进一步破除不利于流动儿童享有应有教育权利的制度障碍、文化障碍⑩，对家庭支持不力的学生开展补偿教育，对背景多元、阶层分化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