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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算法控制的社会（二）

美国加州大学詹娜·布瑞尔马里恩·弗尔卡德；上海社会科学院杨泽凡/译

发布时间:2024-02-23

不管是对于小型初创企业还是大公司来说，劳动力被套入算法系统中的日常运营，都是一个负债。这是因为，他们的估值和利润预测依赖于尽可能完全自动化系统执行的所有任务的可行性。例如，当大规模投资于开发自动化车辆的时

候，共乘平台Uber公司认识到劳动力法规可能会威胁他们不得不支付司机更具正当性的生活工资。然而，令人意外的

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通过了由行业赞助的22号提案后不久，该公司便放弃了这一计划。22号提案将App司机分为承包商而非员工（这些员工可能会向公司施压以获得福利和更高工资）。有时，人员的招募被视为一种临时解决方案，但随着程序员们在可以自动化的计算限制上的挣扎，临时的情况可能变得永久化。在各个行业和组织层级中，工作的平台化正日益增长，这使得企业能够将不确定性转移到外部劳动力身上。没有人是可以幸免的：技术也渗透并剥夺了管理角

色的专业能力，例如出租车调度或班次安排。

理解这些重组和创新，并不仅仅是为了将传统的模拟任务数字化或将其外包给全球分布的更廉价的劳动力。这一点非常重要。相反，它们也是数字资本主义运作的本质和必要条件。就像工业产品的生产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一样，数字产品（算法和人工智能）的生产也导致了“网络无产阶级”?的诞生。这些“网络无产阶级”承担着“一系列未支付、微支付和低薪人类任务”。?然而，与马克思等人描述的工业无产阶级相比，网络无产阶级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具身层面上，工人阶级是同时存在的，并密集地聚集在工厂中。虽然数字仓库和点击农场有时也具备这些特点，但是却越来越少。伴随着“众包”平台的崛起，这个不稳定的数字阶层的成员越来越原子化，并且他们彼此孤立。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更类似于旧的原型工业中分包系统的工作，或者称为计件工作，工人在家中接收材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对于网

络自由主义者来说，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数字化劳动力的分散化、算法式（而非官僚式）管

理，以及工作项目细分成微观任务，使得集体行动和团结变得困难。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让无产阶级感到痛苦的是产业工人（即工业后备军）和科技本身带来的竞争。而对于网络无产阶级来说，这两个威胁已经被完全内化。首先，数字公司通过平台扩大劳动力规模并将其工作分解为无数微型任

务的投资，旨在支持该劳动力的自主替代——一个被詹娜特·A.韦特西（JanetA.Vertesi）等学者称为“自动化前

期”（21）的过程。换句话说，平台既利用其自身不稳定的网络劳动者来执行那些难以自动化的任务，也同时利用他们产生的数据来自动化这些任务。这些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只能是在被宣传为具有人工智能的平台和系统上。他们的贡献

被刻意掩盖，许多购买他们服务的人希望最终完全消除对这种人工计算的需求。第二，平台也加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

争，它允许某些职业（如教师、文化演员）大幅扩大其覆盖范围，有可能减少人力需求并使赢者通吃的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不论线上还是线下，平台化的劳动力一愣际敌兴惴ü芾恚员闶凳庇呕谐√跫⒎裰柿俊⒌乩砭嗬牖蛐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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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22）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负面的健康结果）。此外，平台劳工可能会遭受算法残酷对待，例如由于算法规则的变化或危险阈值的越过而突然逆转命运。许多兼职工作者或内容提供者，例如，由于评级的下降或工作时间的减少，他们会突然被从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平台上剔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制的劳动灵活性，行业劳动法规对此

坚决反对（例如加州的“第五议案”）。（23）该议案提议将平台工作者视为雇员而非独立承包商。

最后，网络无产阶级的边界并不限于廉价的平台劳动力。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依赖于自由劳动力。实际上，在分类和识别方面，许多相关工作都是由未被付费的平台用户和“微任务”完成的。正如哈米德·埃克比亚（HamidR.Ekbia）和邦妮·纳迪（BonnieA.Nardi）所定义的那样，这个“异构化”过程包括生成内容、共同解决问题、提供反馈，或者仅仅被追踪。特斯拉驾驶员在每次驾车的时候，都在训练公司的自动驾驶算法；在完成“我不是机器人”验

证码测试后他们进入网站时也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每个人都属于网络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尤瓦尔·哈拉里

（YuvalHarari）写道：“如果马克思今天复活了，他可能会敦促他的少数信徒多花时间研究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而不是阅读《资本论》。”（24）在21世纪，一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