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琵琶记》价值估衡与评点浅析.doc

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琵琶记》价值估衡与评点浅析

摘?要：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琵琶记》意在复古，以近乎古迹的臞仙本为底本，加以大量评点考订、校正、注释、辨析，在《琵琶记》众多刊刻本与评点本中具有代表性史料意义与理论价值。通过凌刻本与汲古阁《六十种曲》本、陆贻典抄本比照，估衡校勘性与赏评性。在对其评语指摘和解析的基础上，研究评本的特色与价值。

关键词：琵琶记?凌濛初?戲曲评点?评点研究

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为南戏代表曲目，祝允明称其为“名目”①，徐渭将其与《王魁》并称南戏之首②。元末明初，戏曲作家高明将《赵贞女蔡二郎》改编，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到二十五年（1365年）之间创作出《琵琶记》，被誉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琵琶记》既为宋元戏文之仅存，又为中国南戏史上第一部由“名公”文人作者参与创作的戏文，代表着南戏流传至传奇兴起中的里程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琵琶记》的流传与研究，得益于大量的刊刻版本，其剧本对于伦理纲常与道德典范所作的艺术化铺陈与戏剧化展演，得到读者接受，刊刻版本接连不断。清代陆贻典钞本在校抄《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自序有一句：“刻者无虑百千家，几乎一本一稿”，可见《琵琶记》一书刊刻版本数量之多。

在《琵琶记》的众多刊刻版本中，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琵琶记》意在恪守并恢复古本的原貌，以近乎古迹的臞仙本为底本，加以大量评点考订、校正、注释、辨析，兼具文献考索和学术研究的特征。探析凌评本《琵琶记》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对于《琵琶记》研究、评点研究至曲学研究均具有借鉴意义。

一、《琵琶记》各版本系统价值的发现

就明代而言，目前已知的《琵琶记》版本有明万历元年（1573）种德堂刻本、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汪光华玩虎轩序刻本、金陵继志斋万历二十六年（1598）刻本、明万历间集义堂刊本、明万历庚戌年（1610）夏虎林容与堂刻本、杭州起凤馆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明万历戊午年（1618）孟冬序刻师俭堂刻本等大量刻本，还包括其余抄本、改本等。

明代出现的大量抄本、刻本《琵琶记》是否反映了最初“元本”《琵琶记》的真实面貌，文人考究纷繁。

明代嘉靖戊午年（三十七年，1558），河间长君撰《刻〈重校琵琶记〉序》③，在序中提及，自己曾得写本、京本、吴本、徽本、浙本、闽本共四十余种，但是“好事者竟相私刻，职务新异，各以隙照，妄为异说”。此论可见当时明本《琵琶记》已经是经过“好事者”私刻改动过的“异说”，与原本相比有出入。玩虎轩主人的《琵琶记序》中写《琵琶记》所见已有七十余种，可见刻本种类越来越多，由此可推改动过的本子越来越多，与原本相比，其貌有差异。这些经过改动的本子大量流传到市面上，就形成了《琵琶记》的通行本系统。

据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琵琶记四卷附录一卷》凡例，《琵琶记》明代改本多以“古本”为号召，但确为“伪笔”，时本“颠倒讹谬”，世人无法一睹元本《琵琶记》的真容。

明末徐于室初辑《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中出现《琵琶记》曲文，《九宫正始》诞于大元天历年间，距高明《琵琶记》创作时间最近，具有参考意义。其中出现的《琵琶记》曲文与通行的时本《琵琶记》有所出入，佐证了大量的通行本《琵琶记》并非元本《琵琶记》。

关于《琵琶记》的原始面貌，学者冒广生撰写《戏言》一文中曾提及“《琵琶记》世无善本”。考究已有文献，戏曲家吴梅《霜崖曲跋》云：“假得士礼居藏元刻巾厢本当为世间《琵琶记》第一善本。”提及明南溪斯干轩校正《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二卷（简称“巾箱本”）近乎元本，此本后归暖红室，但后在《郑振铎文集》第七卷中被考据为嘉靖年间刻本，学者郑振铎认为凌初成朱墨套印本《琵琶记》（简称凌本）、巾箱本与万历二十六年陈大来《重刊河间君校本琵琶记》（简称河间本）、明万历二十五年汪光华玩虎轩序刻本（简称玩虎堂本）等一并为明本。黄仕忠《琵琶记研究》认为：“晚明各种批评本均以玩虎轩本为底本。”

后，嘉靖刊本在清初重新抄录为清陆贻典抄本，即《续修四库全书》第1774集收录的《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二卷明刊本，将巾箱本与陆贻典抄本相比较，陆钞本为二卷，不分出，巾箱本则分为二卷，四十三出，第一至第二十出为上卷，第二十一至四十三出为下卷，从底本出折的情况可见陆抄本底本更早。

结合黄仕忠其他文人的考究，明代前期的《琵琶记》刊刻本对元本的改动比较少，是相对来说接近元代旧貌的本子，如陆贻典抄本、《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九宫正始》元谱本等本子，尚存古貌，近乎古迹。这些被称为“古本”就是“古本系统”，“古本”是古老的本子，即为最接近元代版本的本子。

到了明代中叶，在迎合受众审美需要、文人创作自由空间加大等多方面市场特征下，戏曲本子在形式和体制上有了新特征，文人宣扬教化，制造丰富的情节，扩大文章所描写的层面，增加文章内容，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