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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主旨新探

《琵琶记》艺术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董每戡曾断言：“不消说，蔡、赵这两个主角，更要精雕细镂，不仅民间传说和南宋戏文里不会有这样突出完整的人物形象，在所有古典戏曲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尤其勾勒蔡伯喈这一个复杂的性格，能达到中国戏曲史未见前例的成就，敢肯定说‘前无古人’。”（1）细细琢磨，董先生之言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而且，《琵琶记》在音韵、语言、结构、排场等方面均具有极高造诣，十分适宜于舞台表演，因而它能够以整本或以选段的方式在明清两代各剧种中盛演不衰，及至今日仍时有演出。《琵琶记》作为后世戏剧创作的范本，它的精彩片段被大量收进多种戏曲选本，如影响甚大、主要选收昆剧折子戏舞台本的清代戏曲选本《缀白裘》，就选收了《琵琶记》二十六出，这在其所收各剧本中是最多的，且选自《琵琶记》的出目多列在卷首（2），甚至在被视作“导演手记”的选本《审音鉴古录》中，也选收《琵琶记》十六折，在其所选各剧中同样是最多的（3）。然而被明人吕天成《曲品》“推为‘神品’第一，居于至高无上地位”（4）的《琵琶记》，由于种种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便被剔出了文学史一流杰作的行列，只被作为戏曲史的名作看待。”（5）解放后各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名剧”都只选《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而将《琵琶记》淘汰出局了。“因而恢复《琵琶记》应有地位，看来仍需作艰苦的努力。”（6）在哪些方面作努力呢？除了要加大宣传力度外，各权威出版社要加大出版善本的力度，更重要的则是要靠学术界同仁加大研究力度，纠正误解，驳正曲解，不断提出新解、胜解，这样日积月累，经过一段时日，《琵琶记》才有可能逐渐获得它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一

撇开独擅胜场的舞台表演优势不说，即使仅仅当作案头文学来看待，《琵琶记》的超绝处也是惊人的，自诞生之日起，它就因其精心设计以及追魂摄魄地描绘现实人生无意间形成的众多空白、空缺而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召唤结构，邀约读者、观众自觉去填补、填充文本中呈现出来的空白、空缺，参与作品的生成与再创作中。六百多年来，不少读者、观众对《琵琶记》提出了新解、胜解。毋庸讳言，在这些新解、胜解中也夹杂着一些误解甚至曲解。本文无意对历代读者、观众有关《琵琶记》的新解、胜解、误解以及曲解一一进行评述，只是对与本论题关系密切的新解、胜解、误解与曲解加以引证、发挥或加以纠正、驳正。

回到本论题，《琵琶记》究竟是为谁而作，也即是说谁是该剧第一主人公呢？撬动该剧整个剧情发展的支点或曰关键戏剧情节在哪里呢？对此，清代著名剧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结构第一》“立主脑”的胜解中准确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说：“古人作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一部《琵琶》，止为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为‘重婚牛府’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二亲之遭凶，五娘之尽孝，拐儿之骗财匿书，张大公之疏财仗义，皆由于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即作《琵琶记》之主脑也。”（7）不言而喻，李渔的“立主脑”理论是很经典的，虽然他所说的戏剧“主脑”还不能直接等同于戏剧“主旨”，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即如悲剧《琵琶记》而言，悲剧制造者太师牛丞相，悲剧制造者手中的棋子牛小姐，悲剧灾难的承受者蔡公、蔡婆、赵五娘无不与蔡伯喈休戚相关，甚至包括蔡伯喈自己也是个悲剧承受者，虽然他承受的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煎熬。本来上述悲剧承受者的生活有可能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因为中国古人最歆慕的四大喜事，蔡伯喈已经实现最重要最有实质性的一半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是偏偏被国人视为四大喜事之一的洞房花烛夜使蔡家人的生活发生了致命的悲剧性逆转，“重婚牛府”使失去赡养父母机会的蔡伯喈担心父母是否安康魂梦皆惊，使赡养能力匮乏的弱女子赵五娘受尽磨难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使忍受饥饿的蔡公蔡婆或带着对儿子的愤怒或带着对儿媳勉力支撑危局的愧疚相继亡故。很明显，“重婚牛府”是蔡家人遭受厄难的重要关节点，可以说李渔说到了点子上，但可惜的是他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对点到的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因而他揭示的只是表面事相，没有揭橥出隐藏在表面现象下的深刻本质。那么，在正常情况下被人们艳羡的联姻豪门为什么会成为悲剧主因呢？“重婚牛府”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它才会成为悲剧主因呢？

二

对于《琵琶记》的细节描写，明清以来的学人赞不绝口，撇开“糠糟自咽”等经典情节不提，即如“赏月”四曲，李渔就赞叹它逼肖人物声口不可改易的经典性：“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说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说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