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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代身份法的几个问题

一、前言

在清代，社会制度虽然等级森严，但个人的身份却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转换的。清代转换身份的方式与途径很多，贵族与平民之间、官吏与平民之间、庶人与奴婢之间等都可以转换身份。身份一旦转变，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地位的转变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转变。在清代，最具特色的则是旗人与民人以及旗人内部间的身份转换。

二、身份间的转换

(一)出旗与入旗

在清代，身份间的转换表现在旗民关系上比较突出。旗人与民人两大体系虽然泾渭分明，但又不是绝对的固定化，旗人与民人之间的身份仍然可以有小规模的流动，其表现形式就“出旗”与“入旗”。所谓的“出旗”，就是指丧失了原先的旗籍，由旗人身份转变为民人身份。而所谓的“入旗”，则恰恰与此相反，是指获得了旗籍，由民人身份转变为旗人身份。“出旗”与“入旗”的形式比较多样，“出旗”的形式主要有：旗人因犯罪而被剥夺旗籍；经过合法程序“出旗为民”、“赎身出旗”等。例如，到了清代中后期，清政府因财政紧张，为了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就准许或者强制部分旗人尤其是入关后编入的汉军旗人“出旗为民”。而“入旗”的形式更是多样，主要有：卖身为奴、投充、入赘以及将民人之子抱养入旗等。旗人与民人之间身份的转变，不单单意味着社会身份的转变，更意味着社会地位以及个人的权利、义务的改变。旗人固然不想放弃旗籍，因为那意味着特权的丧失、地位的转变，但很多民人却向往着拥有旗籍。由于旗人与民人在经济、政治、司法等方法享受的待遇有很大差别，为了维护旗人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利益，清政府不仅对旗民间身份的转变规定得比较细致，而且对旗籍、旗档管理得相当严格。旗人与民人之间身份的转变虽然在整体上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由此引起的变化、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所以说，关注旗人与民人之间身份转变的问题，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清代的身份法有一定的作用。

(二)抬旗与降旗

抬旗是清代特有的一项制度，也是八旗制度下的一项特殊的制度。所谓的“抬旗”，其实就是指旗人由下五旗的旗籍提升为上三旗的旗籍，或者由包衣的身份抬升为正身旗人的身份。抬旗是在旗人内部进行的，从外部来看虽然并没有改变旗人的身份，但是在旗人内部的身份却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改变了原有的旗人身份。对旗人而言，由“低级”旗人转变为“高级”旗人，不仅意味着在旗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改变，这更是一种“殊荣”和“奖励”。一旦被抬入上三旗，不仅能拉近与皇帝的关系，甚至还能影响到个人或家族后代子孙的发展前途，正因为如此，旗人对抬旗一事极为重视。“抬旗被视为‘殊荣’，为一般旗人所企望、艳羡，皇帝正是利用旗人的这种心理，把抬旗作为一种奖赏和表彰形式，以之为手段，笼络、吸引旗人官员、兵将为其统治而忘身报国、忠心事君、恪勤尽职。”

从整个清代的抬旗情况来看，主要有两类旗人常被给予抬旗。一类是军功卓著、政绩突出或特别受皇帝赏识的旗人官员，另一类则是皇帝后妃的母家。被抬旗者并不是仅仅抬旗一人，而是整个佐领或者家族或者本支家属都被抬旗。也就是《清史稿·和隆武传》中所说的：“凡抬旗，或以功，或以恩，或以佐领，或以族，或以支，皆出特命。”值得注意的是，下五旗旗人虽可被抬入上三旗，蒙古旗人也可被抬入满洲旗，但汉军旗人却很少被抬入满洲旗，大多是抬入汉军旗中的上三旗。与抬旗相对应的制度则是降旗，“有上自然就有下，当旗人因咎或受牵连，会被皇帝从上三旗打入下五旗，或从外八旗编入包衣旗，或由满洲旗降至蒙古旗与汉军旗”。抬旗与降旗制度虽然只针对旗人，对广大民人没有影响，并且其所涉及的范围及人员有限，但仍然是清代旗人身份转换的一种方式，促进了八旗内部人员的流动，在研究清代身份法时不能不给予关注。

三、贱民与雇工人

在清代，仍然有大量的贱民存在，贱民既包括官私奴婢、倡优皂隶，又包括山西陕西的乐户、江南丐户、浙江惰民、广东蜑户等。良民的身份地位高于贱民，如果良民侵犯贱民，其法律上的处分较良民相犯为轻。反之，如果贱民侵犯良民，则法律上的处分较良民相犯为重。因大清律中有关奴婢的条文较多，且奴婢是贱民中的主要代表，因此本文以奴婢的身份为主来讨论贱民的身份和法律地位。奴婢的身份很是低下，甚至可以与财物等同视之。奴婢世代为奴，其所生子女仍然为奴，他们的生活、婚嫁、居住等，都要由主人来安排。旗人的家奴被称为户下，又被称为家人、家下。其中，王公家的奴仆编入由各旗王府管理的包衣佐领，普通旗人家的奴仆则编入本主户下。除了旗人有奴仆，有条件的民人也可以有奴仆。清代的法律对奴婢的规定很严厉，奴婢不能与良人通婚，在法律地位上更低人一等。例如，如果官员打死奴婢，仅给予罚俸；如果旗人故意杀死奴婢，仅给予枷号。反之，如果奴婢殴打主人则处死，即使侵犯主人的亲属也从重处罚，而主人杀死奴婢，却只处以杖刑或徒刑。奴婢虽然地位低下，但却可以通过向家主交纳一定“身价银”的方式进行赎身，即所谓的“赎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