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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加拿大史学概述

作者：刘军《光明日报》（2015年05月09日11版）

加拿大历史发展平稳，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没有革命或内战的曲折和惨痛经历。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两种官方语言、多民族、多元文化、地方主义等因素内在地削弱了加拿大国家和民族认同。这种情况复杂地反映在加拿大史学中。

传统史学

加拿大职业史学始于19世纪末，以1894年乔治·朗担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主任及其于1897年创办《加拿大史学出版物评论》（1920年改为《加拿大历史评论》）、亚当·肖特于

1894年主持女王大学加拿大早期经济和社会史讲座为重要标志。这两位都不是史学出身，朗的专业是神学，肖特的专业是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可以看出，当时史学与政治、神学和道德的关系密切。

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前，是加拿大传统史学时期。传统史学有重视国家、社会上层人物和政治事件的共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加拿大并不例外。除此之外，加拿大史学中的一个持久性课题是强调自治即自由在这个国家的扩展，这与其由殖民地走向独立国家的道路是相符的，但其中也有推崇渐进改革、贬低革命尤其是美国革命的倾向。切斯特·马丁是朗的接班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英语史学家的代表。他认为，当时英属北美两大殖民地都存在民选机构（议会）与英国任命官员的矛盾和冲突，但它们是以不同方式解决的，这说明自由之路是多样性的。

同样与国家主题相关，更能代表加拿大史学独创性的学者是多伦多大学教授哈罗德·英尼斯。他从地理和物产入手考察经济，指出加拿大的开发和存在是其大宗商品产出与欧洲需求关系的结果。这些大宗商品包括鱼、皮毛、木材、小麦和矿产等，一种大宗商品开发让位于另一种，构成了加拿大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尽管加拿大人种、语言、宗教多样化，但大宗商品等物质性因素决定了加拿大的统一与联合。“大宗商品主题”在加拿大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这一主题在凸显本土资源重要性的同时，也暗示着土著人、移民劳动的历史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传统史学（主要指英语史学）的国家认同，与其说是对加拿大，不如说是以对英国的效忠来维系的。这并不奇怪，在1946年《加拿大公民法》出台以前，加拿大与英国公民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居社会主流的英裔认为，加拿大人就是北美的英国人，尽管法裔、土著和其他非英裔群体并不这样认为。

新史学

关于加拿大新史学，很难赋予其一个准确的时间定义。加拿大著名史学家库克称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为加拿大史学的黄金时代是比较恰当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优秀史学家，如博格、德臣、奈勒斯、芬格特、伯库森等，和一批新史学杂志，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研究》《加拿大族裔研究》《城镇史研究》《草原论坛》《劳工》等。

新史学的特征之一是史学主题由偏重国家建设转向多样化。当时各种社会运动，如魁北克、土著和其他少数民族意识觉醒、学生和妇女运动、反战反核运动等，冲击了国家建设主题。新史学有很多特点，如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手段的丰富、研究资料的多样化。但就加拿大而言，它更意味着，传统史学被无数新史学分支所瓦解和分割，从殖民地到国家的历史，被地区的、城镇的、族裔的、阶级的、性别的历史所替代。至60年代后期，大多数史学家不再关注国家问题。卡尔里斯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者，他一直呼吁用地区和地方史代替国家史。

加拿大地方史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地的物产和经济发展状况，联邦体制下的地方自治又强化了地方特征。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但史学也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地方史对国家建设史而言是碎化，但对众多的新史学分支却是一种局部整合。地方史有地区（指地理条件相似的几个省）、省、市和乡镇的历史，包含有政治史、经济史、土著史、劳工史、族裔史、妇女史、环境史、城镇史的内容等。一些史学家认为，国家建设的历史必须以地方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分”并不影响“合”。

草原地区指加拿大中部的阿尔伯塔、萨斯卡彻温和马尼托巴三省，是加拿大的粮仓和能源基地。至80年代，草原地区史才进入新史学视野，其内容具有加拿大史学特点，是众多新史学观念在草原史领域的实践。草原地区史与族裔史、城镇史、妇女史、宗教史、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劳工史有关，与环境史、农业史、科技史等交织。

族裔史也是最能充分反映加拿大特征的新史学分支。这里的族裔特指少数族裔，一般不包括英裔和法裔。在60年代以前，加拿大史学没有关注族裔史，这既有白人种族主义的傲慢，也有认为族裔情结会妨碍国家建设的政治原因。1976年，加拿大族裔研究协会建立以及《加拿大族裔研究》杂志创刊，标志着这一史学分支的诞生。族裔史内容广泛，极大地填补了加拿大史的空白。

新史学中不乏政治史、军事史和名人传记等传统题目，但由于史学家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