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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与碳中和问题分析

《巴黎协定》提出要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摄氏度之内，

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需要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

的全球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

同时，《巴黎协定》设立了“国家自主贡献”（NDCs）机制，即缔约方应采取国内减缓措

施，实现贡献目标。

碳中和即是2060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总量，与

通过植树造林、减碳或购买碳信用等措施减少的碳排放相加后的净排放量为零。碳中和的

要素中包含了时间节点、以年度为碳排放量核算时间单位、全国范围、温室气体（折算到

二氧化碳，简称碳）、直接排放（燃烧化石燃料排放或工业过程排放等）和间接排放（生产

或服务过程中所消耗的中间产品中隐含的间接碳排放）、碳吸收、低碳、零碳、负碳排放（如

采用生物质能发电并捕集和封存其碳排放）、购买碳排放权等因素。因此，碳中和包括减少

碳排放和增加碳汇两个方面。由于中国能源体系以化石能源尤其是以高碳的煤炭为支撑，

减少煤炭的消费处于中国完成碳中和任务的支配地位。电力低碳转型不仅是减少化石能源

使用的主要措施，而且对于改变中国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向低碳转型发挥着基础性和

决定性作用。

对于碳中和这个世纪难题，以现在全人类的智慧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难以对四十年之

后中国碳中和情况做出百分百的肯定判断。事实上，不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提出了什么承诺，

从本质上讲都是有条件的和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不论从主观认识上还是从历史看，中国

定是竭尽全力、更愿意提前而不是推迟实现碳中和目标。再从世界范围看，全世界对可持

续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已经形成了共识，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

定》等要求以及IPCC等机构的研究不断深入，尽快实现碳中和目标必将会成为大多数国家

的自觉行动。

碳中和虽然是新承诺，但以新能源发展为代表的低碳电力发展实践在中华大地星火燎

原。新能源发展的技术条件、产业条件和经济性是实现碳中和的最重要基础和动力。2006

年到2019年，风力发电装机由207万千瓦增长到20915万千瓦，增长了101倍，发电

量增长了71倍。太阳能发电装机由2011年的212万千瓦增长到20418万千瓦，增长了

96倍，发电量增长了373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不断提高，2019年

已经达到15.3%。新能源发展的规模效应、技术创新发展，显著促进了成本下降，使得新

能源与传统能源在经济上逐步有了同台竞争的条件。从现有技术发展趋势看，新能源的经

济性还有较大的挖掘空间，给中国实现碳中和创造了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驱动能源低碳

转型的动力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还是解决能源资源短缺和保障能源安全的要求，

而仅从经济驱动力来看就有强大的生命力。能源转型的驱动力已由被动的政策驱动型向主

动的市场驱动型发展。此外，中国已经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以促

进新能源发展为标志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等不断发展和完善，给

新能源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煤电在低碳发展中的矛盾是由中国能源和电力特点所决定的。一是中国煤炭年消

费量约40亿吨，电煤及热电联产供热用煤占比约60%，其中煤电机组中约47%的机组是

热电联产机组，由于中国煤电机组能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成功地控制了大气污染物排放，

煤电热电联产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改善煤烟型污染的最大功臣。二是中国煤电

机组的平均运行年龄约12年，显著低于欧美国家煤电平均运行40年的情况，大规模淘汰

煤电显然为时尚早。三是过早以新能源大量替代煤电，不仅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受到

严重影响，而且经济社会的运行也会受到重大影响。中国煤电在电力系统、能源系统和国

民经济中的作用和特点，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电力低碳转型中最显著的区别。四是为了促

进能源电力系统的转型，国家出台了积极支持分布式能源、储能、电动汽车、需求响应、

综合能源服务等政策措施，大量的试点示范工程也在推进，为大规模开发利用新能源提供

多方面的支持和储备。另外，CCUS在中国已进行多个试点，对此技术有了新的认识。成熟

的储能技术是改变能源低碳转型进程和形态的关键因素，是大规模采用新能源、最终替代

煤电的前提和基础。

最后，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转型的经济社会基础。碳中和不仅涉及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