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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涉医文献中的医患关系研究进展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从业人员的增加，当今医患关系复杂多变，医患纠纷层出不穷，社会舆论甚嚣尘上。笔者拟从清代1644年—1840年的涉医文献入手研究清代医患关系，以期为当前医患问题的解决寻找出路。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该时期的医患关系不单纯与医患互动相关，与其所暗含的阶级地位差异与经济利益、文化教育等因素关联密切，因此笔者从医患互动模式、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和医患纠纷及解决方式3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客观了解清朝早、中期的医患关系，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医患互动模式

医疗活动由医患双方共同参与，二者在其中发挥不同作用，医患间的互动会对医疗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决定医患关系的类型。依据医患互动模式的差异，可将清代医患关系分为主从型、权威型和平等型[1]。

1.1主从型医患关系清代封建等级制度分明，医者地位始终较低，在医患互动中，阶级地位较高的患者常主导医疗活动，他们频繁换医并延请多医会诊，甚至决定诊疗方案，医者处于被动地位。

张博[2]指出，窦克勤3年内便与8位医者往来密切，且常延请多医会诊疗疾。吴琦等[3]提到《红楼梦》中医者张友士，对患者极度尊敬，以“小弟”自称，开方药由“大爷”定夺。荀铁军[4]研究发现《官场现形记》中张聋子亦是如此。医患地位相差悬殊，医者在诊病时恭敬慎重；同时患者参与诊疗过程，医者不必对诊疗结果负全责，所以医患关系受治疗结果影响不大，相对良好。

1.2权威型医患关系由于清代医疗市场鱼龙混杂且民众对疾病认知有限，患者习惯将医者的名气作为择医标准，盲从名气大的医者，为求诊治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并在治疗时对医者言听计从，甚至殒命也不会追责医者，医者在医疗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胡妮娜[1]通过分析《萤窗异草·初编》《客窗闲话续集》和《茶余客话》等资料指出，患者为求名医诊治各出奇招，诊治过程也任由医者主导，所幸医者医术精湛，疾病全部治愈，皆大欢喜。患者更易接受名医为治疗而做出的匪夷所思的方法，秦景明和喻嘉言都以调戏女子使之发怒从而治愈其疾病，患者家属亦因素闻其名而表示理解[5，6]。同时“治病不治命”的思想根深蒂固，患者在治疗效果不理想时往往不会追责医者，而是寻找内因。于赓哲[7]指出吴中时某医以治痘闻名，患者多请其诊治，虽常有患者丧命而其名声不减，盖因患者痊愈归功于医者，而殒命归因于自身定数。

1.3平等型医患关系受亲缘和地缘关系等影响，清代民众交往常局限于“熟人社会”，医者多为患者或其亲友相互举荐，医患双方地位平等，在医疗活动中相互信任配合。

张博[2]提到,窦克勤长期为痼疾所困，亲家蒋公夷便将周藩推荐与他；其足疾顽固，朋友李中孚请来交好的医者为他诊治。李若晴[8]亦指出，谢兰生与当地有名种痘师邱熙为好友，曾请他为孙子种痘。患者渴望与医者交好以掌握更为便利的医疗资源，而医者亦需患者为其传扬声誉树立口碑，医患双方各取所需，关系相对平等稳定。

2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

2.1思想因素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2.1.1儒家思想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儒家以“孝”作为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并鼓励患者家属“割股疗亲”，以诚孝行为感动上苍来治愈患者，因此文献中此类事件多不胜数。窦克勤之母“割股疗姑”[2]，韩守立之妻以股点灯复明祖姑[9]，曲阜孔姓之子“以己代母”[10]等。同时医者所开药方中常以人血肉为引，助长民众割股疗疾之风。例如路浩丽[11]指出医者以陈梦雷之股作为其母药引，其母服后痊愈。王东亮[12]提到《埋忧集》中医者以宛霞心血入药医好慧娘。此时医患关系变为“人与天”的关系，而治疗结果仅与孝行有关。

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思想影响，清朝涌现出大批儒医，他们能够秉承理学“格物致知”的理念钻研古籍精进医术[13]。但医者若拘泥理学不知变通，也会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纪昀[9]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谴责某医因固守理学不肯给女子堕胎药以致一尸两命的行为。蔡素云[14]也对开方咬文嚼字、八股气重的医者进行批判。对于患者而言，理学可促进其形成特殊疗病观念，并影响其就医行为。张博指出[2]窦克勤、胡具庆和李堂阶等理学家，在患某些疾病时会首选自我精神治疗，而非就医诊治。张昂霄[15]研究发现清朝部分女性患者因受儒家“男女有别”观念束缚，为保贞洁宁可忍受痛苦也不寻求男性医者诊治。可见女性医者存在的必要性，但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导致女性医者受到轻视，她们常被冠以“药婆”“稳婆”等蔑称，女性医者被边缘化，女性患者处境堪忧。

2.1.2宗教信仰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清朝宗教世俗化程度加深，道教求仙问道、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对疾病认知不足的医患常借神、佛、仙、鬼之力以疗病。

对于疑难杂症，患者多坚信若诚心祈祷，神灵便会治愈疾病。路浩丽[11]指出广州患眼疾者常向金花夫人祈祷，痊愈者数量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