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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建筑工作室创始人王澍：更独立元

特约记者正道北京报道

2年前，获得被称为国际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一普利兹克奖(PritzkerArchitecturePrize)的王澍，尽管始终希望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但是他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平静了。

2年后，王澍声名日盛，自愿或无可奈何地成为各地政府、活动的座上宾，但是他始终主动保持着与“商业”的距离，他的内心坚持着中国文人的“情怀”与立场。

“很多问题是体制解决不了的，要求的是思想上的变革。未来建筑师的生存方式会不会更好，我不敢说，但是会更多元。当年我开始做我的业余建筑工作室时，几乎没有同类，但现在渐渐就多起来了，将来会有更多的独立工作室，有更多的独立性、业余性。”他告诉我们。

“我们这批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有很强烈的探索心态，也就是所谓的前卫、先锋。我们的矛头指向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真正活着的中国传统，而是陈腐的、封闭的、将死的传统。我们以为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现代化、先锋性的东西，极为重要;但这时候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哪里？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建成另一个美国。”王澍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自陈，“我想走一条更接近于自然的道路。可这条道路，并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

因为这种梦想，他一直在路上。王澍与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自1997年在杭州创立“业余建筑工作室”，这家公司仅仅修建过50座建筑，更多关注的是“一种在中国被贬抑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哲学”，似乎不可能完成改变中国盲目的发展进程的任务。然而，他试图通过他的建筑设计来说服人们。这些设计风格独特、充满现代气息的建筑，却默然会让人联想起中国熙熙攘攘的旧城气质。艺术家欧宁对他的评价是：“他前卫的设计风格来自中国的传统。”

“其实中国文化最了不得的，就在于我们保留了自然足够的多样性，而西方人的数学脑袋和几何脑袋认为人是不可能把这样的多样性组织在一起的。这个结构是我反复试验，十年之后终成正果，这个风景我称之为形而上。一个小小的俯瞰，我们看到这不是一片建筑，而是一片世界，这才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王澍如是坦言。

文人情怀与立场

“在作为一个建筑师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这是王澍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生活中坚守的信条。

这种文人情怀和立场的坚持，从学生时代到如今，都让王澍留给官方与主流一个“叛逆者”的形象。1981年，王澍进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学习。彼时的他，留着长发，言行激烈，大二的时候他声称已无课可上，没有老师能教得了他。

这种“狂妄”源于王澍的实力。按惯例，当时建筑系本科生要做1:500的平面设计图，但王澍交上：去的却是1:100的总平面图，除了房屋设计、道路系统外，所有的景观也全作了设计，甚至设计了一个带有完善灌溉渠道的农业种植系统。这在学校历史上从未有过，“连很多老师也画不出来”。

研究生阶段，王澍用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为硕士毕业论文命名，继续对当时国内的建筑学现状进行批判。答辩时，他和评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评委们或许一方面觉得这个学生太狂了，另一方面觉得这个学生讲得有道理，答辩虽是全票通过，但希望他对论文做出修改。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改。有人提醒他这样就拿不到硕士学位，王澍回答：“萨特人家颁给他诺贝尔文学奖，三次他都拒绝了，我拿不到一个学位算个啥？”

王澍特别欣赏的文人，是清代随园主人袁枚。袁枚35岁辞官后在南京购得一废园，不大兴土木，只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设围墙，向民众开放。袁枚园居50年，绝意仕进，著作立身，刻意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拉开距离，却树立了文人的另一种生活风范，真正影响了社会。

王澍相信，中国文人造园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人在园在，园子成了有生命的活物，这和今天房子建好后建筑师就掉头不管有着本质的区别。王澍认为，今天的建筑缺少园林的诗意与情趣，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文人与建筑的融合。

中国建筑（601668,股吧）师的回应

王澍没有袁枚的文笔，但是他却有天马行空的设计和严谨的建筑学技术。化字为筑，作为建筑师的他，始终把“文人情怀”透露在他的建筑作品之中。

2000年夏天的一天，上海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顶层画廊，聚集了一拨庆祝博士论文答辩完成的同济大学学生。这里向外望，是黄浦江畔打破传统上海天际线的东方明珠（600832,股吧）电视塔、金茂大厦，以及满天霓虹闪烁的广告牌。

没有拿到硕士学位的王澍也在其中。酒兴正酣时，他告诉大家自己的决定：回杭州，去中国美术学院当老师。此前，按惯例只引进海归学者任教的同济大学建筑系，曾破格邀请他留校任教，被他拒绝。

11年后，王澍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授予他“丹下健三”荣誉讲席教授的讲座中回顾了自己当年的心路：“对于我，上海不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