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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考古学展望

许多考古学家都期望，最终会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考古学，那将是一门客观的、价值取向自由的学科。对他们而言，达不到这点就意味着未能取得科学实践的一种起码准则。我认为，这是对考古学现状与未来过于简单和错误的看法。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学科的某些方面已经有效地国际化了，但其他方面仍有很大差异。除非世界上消除了国别、阶级或性别的差异，这种差异似乎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缩小。不过，有关考古学的统一性此刻仍值得一谈。近年来，已见证了对考古学性质和目标越来越多的争论。这些争论引发了新的议题，并将考古学家们归入新的不同阵营。而这些争论也使考古学视野更加开阔，比起1960年代，狭隘与宗派之分减少，前景更为乐观。

实证论和相对性

近些年对考古学统一性的期望与方法论中的广义实证论观念不无关系。人们认为，通过对考古资料进行适当的量化阐释，我们可以接近对历史的客观认识。戴维■克拉克将科学考古学的发展视为地区性学派的终结和世界考古学的起点。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考古学科学化前的错误和偏见会减少，一些有用的概念被强化，从而能构成一个逻辑完整的体系。美国的过程考古学家们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尽管他们的传统考古学观念一般局限于美洲的文化历史学方法，因此新考古学的发展被解释为重要的范例转变。然而，人们期望出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考古学呢？

美国过程考古学家强调人类行为的，并视那些对当下社会有用的通则最为重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强调人类行为的预测与解释同等重要，并信奉新进化论，坚信人类行为存在高度的规律性。即使在最具体的表现上，这类取向也强调进化论而非历史学为特点的研究。戴维■克拉克视考古学构成了物质文化一般性科学的核心，并是社会和认知人类学的补充。不过，多数采纳过程考古学方法的欧洲考古学家仍热衷于解释特定史前群体的经历。这一历史学导向明显可见于克拉克的著作中，在科林■伦福儒的著作中也是如此。

欧美的过程论都肯定人类行为规律的重要性，并深信这些行为通则在解释过去时的重要作用。他们还同意，这些规律可以通过对现生社会人类行为的观察来建立，然后被用来解释保存在考古记录中过去人类行为的物质产物。虽然这些见解建立在实证论的信念上，即科学必须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以及因果关系是前后事件的连锁反应，但是很多过程论解释对许多非直观的结构与机制提出假设，并以实证论特点的方式来解释所见的现象。诸如“文化”、“社会结构”的理论概念都在实证论的范畴之内。然而，从一种宽泛的客观性框架来看，这些差异微不足道，这好比欧美过程考古学之间的差异，只是侧重点而非本质不同而已。在过去的十年间，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都广泛采纳了过程考古学的许多重要方面，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说明一种世界统一的考古学就梦想成真了呢？

近年来，日益关注当代社会价值观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使实证论受到了挑战。很久以前，斯图尔特■皮戈特和格林■丹尼尔就在考古学史研究中注意到学术风气如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影响。这项研究与里奥波德■冯■兰克为首的编年学派观点一致，认为第一要务是确立过去的事实，并认为各种阐释无非是个人看法而已。考古学家兼哲学家柯林伍德把历史和史前史定义为“过去在今天的再生”，因此同意研究者的主观态度不可避免会对他们的阐释产生重要的作用。直到最近，这类对主观性的思考在考古学方法的认真讨论中大体上仍被漠视。

大多数美国考古学家是通过托马斯■库恩的著作了解到主观性。库恩认为，科学范例的转变通常不是对证据的一种批判性评估的结果，而更像是改变信仰的做法。起初，没有多少考古学家注意到他著作中主观性的含义，大多数考古学家只是满足于将新考古学范例的转变说成是库恩式的范例转变，仍继续将其结果看作是知识客观性的发展。直到最近，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库恩研究的含义，即知识未必是以累积方式发展的。

“科学是理性的事业”的整个观念已经遭到了诸如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中反实证论成员的猛烈攻击。比如朱尔根■哈伯玛斯就强调社会条件会影响什么资料被认为是重要的以及它们如何来进行解释。颇具影响力的美国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拉班德说道：由于不存在评估理论的客观标准，因此科学不应该受刻板规则的限制，在评估对立的理论时，个人偏爱和审美观也应该被考虑在内。在英美两国，这类观点在自诩的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中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这些考古学家拒绝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研究都“纯粹以考古材料为本”。相反，他们坚持认为理解考古学阐释必须从特定考古学家群体所偏爱的方法入手。

我们还进一步发现，这种偏爱并不是随意的。可以肯定，每个考古学家得出的对过去的个性化阐释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个人兴趣及看法。然而，西方考古学就总体而言看来是与中产阶级偏爱的变化相关，因为这些变化反映了他们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