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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淮阴侯列传》看《史记》的叙事艺术

《淮阴侯列传》是《史记》的名篇。在这篇人物传记中，司马迁纵开笔墨，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独具匠心地安排叙事结构，灵活巧妙地运用多种叙事方法，完美地叙述了韩信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经历，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才华、佐汉破楚的巨大功绩，与此同时，也对他被杀的结局深表痛惜。作为一篇成功的人物传记，它在客观叙述的基础上表现出巨大的艺术性；有纷繁复杂的结构安排，又有条理性；结合多种叙事方法而突出主题的集中性。这样，《淮阴侯列传》就成为传记文学史上的杰作，对后世的人物传记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

韩信为汉代的名将，被汉高祖刘邦誉为“三良”人物之一。《淮阴侯列传》主要是从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出发，站在全知视角的高度，以人为主，真实、客观、全面地记叙了韩信一生的主要事迹。

《淮阴侯列传》主要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为读者塑造了真实的写作环境。传记的开篇，叙述了韩信为平民时的三件小事：他为亭长妻“不为见食”而怒；对漂母“进食”，他表示日后要重报；受淮阴屠中少年之辱，他竟忍耐。在这里，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将韩信人穷志不短、有恩必记、大智若愚，能忍辱负重的性格特点真实的展现出来，尤其是对两位女性的不同态度，表明了韩信的人生追求。当然，史公不仅重视细节的真实性，亦重视战事描写的真实性。在下文的井径之战中，通过一系列的对话情节描写，将广武君的智慧、成安君的庸儒、众将的愚钝和韩信的用兵如神真实地体现出来，成功的塑造了韩信一代“兵仙”的形象，字里行间透出对韩信的佩服之情。

《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叙事，采用的是客观叙述的方式。在这篇人物传记中，史公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来写蒯通说韩信谋反，足见史公对韩信的“痛惜”之情，但即使如此司马迁也并没有让自己站出来进行评论或解说，而只是让读者自己去慢慢体会作者的言外之意。这就是第三人称叙事角度中所谓的客观叙述，即“作者将自己隐蔽起来，把事件或故事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子叙述出来，读者并不感到有一个叙述者站在面前。”（《史传文学》第105页）这在《酷吏列传》写张汤时亦有所体现，司马迁对于张汤一类酷吏是深恶痛绝的，曾在《酷吏列传》中借赵禹的口骂张汤：“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对于张汤这类人，司马迁当然有自己的评价，这在“太史公曰”中可见端倪。但是司马迁写张汤儿时劾鼠掠治一事，同样也没有站出来进行评论或解说，读者却可以由此了解张汤性格的一个侧面，这就是客观叙事。它不受拘泥，可以将所写之人的性格真实地凸现出来。

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全面的展现故事情节，对塑造韩信这一人物形象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记叙《淮阴侯列传》的战争场面时，在叙述者那里，战争双方的各种活动是无任何军事秘密可言的。在写韩信这个人物时，作者亦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全面的展现韩信其人其事，甚至内心活动。如“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这里写的就是韩信当时不被重用时的心理活动，既体现出韩信的心高气傲又有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世俗感，写得很具人性化。这就是第三人称叙事角度中所谓的全知视角高度。也就是郭丹所说的“叙述者无处不在……通晓任何人物的内心隐秘。”（《史传文学》第106页）这种写法的运用将史公对韩信的复杂感情酣畅淋漓的宣泄在字里行间，使得韩信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不但如此，全知视角还可以虚拟悬想，设身处地地揣摩人情，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场面、言语描述出来。在文中，武涉、蒯通对韩信的力说、韩信与陈唏密谋“谋反”等事，都是攸关生死的大事，没有全知视角，外人何从晓得？因此，全知视角是史公能将《淮》篇写的如此声情并茂、完整集中的相当重要的手段。不仅是此篇，在《史记》人物传记的其它杰出篇章中，司马迁也很好的利用了全知视角的叙事角度，在《李斯列传》中，作者在展示这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一生时，其中写了他五次在重要节骨眼上发出的感叹，深刻地揭露了他的由地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品质，如何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极坏的影响。而这五次感叹都只有在全知视角的前提下，才能成为李斯的独白，才能成就李斯的枭雄形象。司马迁在先秦史传文学注重客观叙述的基础上，明确的站在全知视角的高度，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人物传记，这种叙事角度的运用对后世史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汉书》的写作就深得其法。

当然《淮阴侯列传》中也有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这出现在结束语中的论评之中：“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短短数十字，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的篇末第一人称叙事不仅在《淮阴侯列传》中，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亦屡见不鲜，比如《留侯世家》曰：“余以为其人，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