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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娄底市2024届高三二模语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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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与“世界”构成怎样的关系，文学为什么而作，为什么人书写，关涉文学本质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引发多次论争，并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苏轼在参透文学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有为而作”的命题。

中国古代文论有从“世界”角度来理解文学本质的传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感物说”，认为文学源于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感受，这一观点影响深远。苏轼基本上遵循传统诗学中心物交感，主客合一的理论观点，认为诗文是创作主体在感受外在世界的基础上内在精神境界的艺术呈现。《南行前集叙》云：“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正是山川风物、贤人胜迹等自然与社会事物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欲望；在《辨杜子美杜鹃诗》中提出作诗应是“类有所感，托物以发”；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中阐述了“境与意会”的妙处。

无论因物触兴、有感而发，还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都是创作主体通过诗文折射宇宙、自然之生命精神的基本途径与手段。苏轼强调文学创作是主体情感体验和内在情结的自然流露，但在根本上也离不开对客观世界的感发，这样才能达到主客互融、天人合一。

眼下，有些创作者忽视中国的现实土壤和传统文脉，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在此背景下，苏轼的观念对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辨清文学的本质，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对文学与“世界”关系的清晰准确的认知，苏轼提出的“有为而作”言之有据、内涵深刻。他在《题柳子厚诗》中认为“诗须要有为而作”，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进行较为充分的阐释：“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苏轼用“疗饥”“伐病”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什么是诗文的“有为”。《答虔摔俞括》云：“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评赞王定国的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有为而作”就是强调诗文要具有道德评价与教化的功能，从而有益于国家、社会与民众。

在当下，文学的本质要求是要对社会、时代和人民“有为”。新时代的文学需秉持“有为而作”的理念，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来观照世界，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时代中汲取营养，反映人民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与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文学创作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环节，是创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加工从而形成艺术形象的过程，要经历创作动因、艺术构思与语言呈现等复杂过程。“无意为文”是古代诗学中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苏轼极力倡导，体现出他对文学创作重要规律的深刻认识与体悟。

苏轼认为诗文创作“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应“有所不能自已而作”，不可勉强刻意为文，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创作妙境。《子思论》有云：“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也就是说；孔子为文并非刻意而作，但他所说的都恰到好处。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认为，诗文创作应“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就能达到心、手、器高度统一，以致“无思”而“辞达”。又《书黄子思诗集后》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强调诗文创作应以“无意”发之，在物与我、情与境悠然感会之际，自然而发、自然而成，方能成“天下之至文”。

情感性是文学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苏轼的“无意为文”还表现在对情感表达的重视，特别强调真情实感的流露与抒发。《读孟郊诗二首》有云：“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苏轼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称许孟郊的诗作情真意切，完全是诗人内在情感与生命情结的真实流露。《录陶渊明诗》又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不难看出，苏轼是以情感是否真切论诗，认为诗文贵情真，不伪饰，不造作。当前，有些创作者为了快出作品、多出作品，出现模仿抄袭、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等弊端。这类创作不可能写出真情实感，也就很难激发读者共鸣、促进情感交流。

那么，诗文创作如何才能做到“无意为文”呢？这涉及文学创作中复杂的精神活动，跟艺术直觉、艺术情感、艺术想象等密切相关。苏轼对于诗文创作的心理机制有着准确的把握。

他认为，在创作中主体内心必须“空”“静”，以充分集纳、感知外物并进而达到自由兴发的直觉表现境界。《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在《超然台记》中主张“游于物之外”，而反对“游于物之内”，对外物采取超然静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