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控制与边界生产：民办幼师情感劳动过程研究.doc

劳动控制与边界生产：民办幼师情感劳动过程研究

［摘要］以四川一家民办幼儿园为例，对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过程进行了深描，发现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非常复杂，需要处理与幼儿、家长、管理者、同事等四方主体的关系。由于身份不被承认和过度的劳动控制，民办幼师的工作处于巨大的不稳定之中。为了获得相对的稳定性，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更多表现为围绕关系的“边界生产”过程。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投入到幼儿，意在打破边界以建构如同母亲一样的亲密；另一部分则投入到家长、管理者及同事上，意在建立边界以削弱劳动控制。两部分之间存在冲突，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前者的良性运行。为了保障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亟需提升民办幼师工作的稳定性，承认其身份和减少对其的劳动控制，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幼儿的保教工作上，不致持续陷入到与非幼儿主体的“关系性斗争”之中。

［关键词］民办幼师；情感劳动；劳动控制；边界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前教育在城乡的普及和人口的持续流动，民办幼儿园蓬勃发展。而近些年，随着人口增速放缓和幼儿园数量接近饱和，民办幼儿园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不仅要求幼师在教学方面具有“硬”技术，还要求幼师与家长打交道、处关系，以维持幼儿园的入园率。民办幼师在高情感劳动过程中，要同时处理与幼儿、家长、管理者、同事等四方的关系，虽从属教师群体，却有着繁重的照料任务和较低的社会认可度，且不具备公办教师的稳定性，始终处于不稳定劳动的状态。本文立足于情感劳动理论，兼及不稳定劳工视角，试图对民办幼师的情感劳动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明晰如下问题：民办幼师有着怎样的情感劳动过程？在面对不同主体的劳动控制时，他们的情感劳动发生了哪些变化和产生了怎样的后果？不稳定性特质在幼师情感劳动过程中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不稳定劳工研究综述

不稳定劳工研究缘起于西方学者对自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不稳定劳工现象的观察，提出了一系列解释性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史坦丁的著作《不稳定无产阶级》。[1]关于西方不稳定劳工研究的理论脉络，已有学者作了细致的梳理。[2]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用社会学理论更好地解释当代中国的各类不稳定劳工问题。

与西方几乎同一时段或稍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产生了大量的不稳定劳工群体，早期最重要的是两类群体——国企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群体。他们都受到了社会学的关注，其中农民工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群体。[3]后来，随着制度的变革、市场的扩展、技术的演进及劳工群体内部竞争的白热化，不稳定劳工群体逐渐蔓延到了各行各业，近些年已经引发了学者们愈来愈浓厚的研究兴趣。除了继续关注传统农民工群体的不稳定性外，[4]研究者还关注了制衣厂工人、[5]网约车司机、[6]月嫂、[7]学生工、[8]带货主播[9]等各类劳工的不稳定性特征。不稳定劳动的蔓延，助推了中国劳工群体对“编制”的迷恋和焦虑，是否有编制，官办还是民办，成为判定劳工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苏之慧将那些不断减少的、有编制的劳工称作受到权力保护的“劳动贵族”，[10]而那些日益增长的、无编制的、与权力无关的劳工则长期处于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不稳定性状态之中。

与史坦丁将劳动的不稳定性加以“静态特征化”处理不同，在中国不稳定劳工研究的基础上，李静君将劳动的不稳定性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性斗争”，试图在“承认”“规制”和“社会再生产”等维度上分析不稳定劳工群体的生存处境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机制。[11]在李看来，不稳定性带来了劳工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既紧张又有风险的关系，整个劳动过程中，不稳定劳工的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和化解与这些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权益和改善自身处境。

具体到本文研究的民办幼师，过往已有学者关注到了他们工作压力过大[12]及不稳定[13]等问题，尤其是普惠政策嵌入后民办幼师的身份认同，但这些研究仍是粗线条的，尚未对其劳动过程及其中的关系性斗争展开细致的描述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不稳定性影响下民办幼师所遭受的过度劳动控制及其情感劳动过程中“关系生产”的问题。

（二）情感劳动理论回顾

在情感劳动研究中，霍克希尔德关于“人类情感商业化”的讨论无疑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其认为，当情感由自发的本能反应转变成为社会和资本管控下的表演行为时，情感就成为一种异化了的商品和劳动形式。霍氏专注于讨论情感劳动过程中外部表演与内在体验、社会要求与自我表达之间的张力，认为情感劳动呈现出“表层扮演”与“深层扮演”两种形式，对情感劳动之于自我的意义主要持一种“消极体验”和“被支配”的观点。[14]后来的研究者大量地依循霍氏的理论，主要从情感异化的角度来研究各类劳工的表演策略和内在体验，以至衍生出“情绪劳动”的概念。表面上看，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分化是试图区分出“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