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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制度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对股份回购制度研究尚浅，1993年《公司法》第一次提出股份回购到现在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刚开始明确为禁止性规范，后面逐步进行了调整，渐渐扩宽了股份回购的适用情形，但其并没有在资本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吴建斌在《企业股权取得限制比较研究》中提到我国应当禁止自得股份取得，允许取得的范围应严格限制在该行为不损害债权人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该文献年代过久所以对股份回购制度研究尚显青涩。参见吴建斌：“企业股权取得限制比较研究”，《环球法律评论》1993年第2期，第23页。范启其在《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法理分析中》一文中分析了禁止或允许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理由。具体而言，为了保护股东平等原则、股份公平公正交易原则应该禁止公司回购股份，但基于该制度的优势即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防止恶意收购等应允许公司回购股份。参见范启其：“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法理分析”，《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28-30页。冯果教授在《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股份回购制度在股份价值下降时很难保障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并且会出现一系列不可控的后果。参见冯果：《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柯芳枝教授在《公司法论》一书中谈到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自己股东的矛盾性，得出了公司不得成为自己股东的结论。参见

参见吴建斌：“企业股权取得限制比较研究”，《环球法律评论》1993年第2期，第23页。

参见范启其：“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法理分析”，《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28-30页。

参见冯果：《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参见柯芳枝：《公司法论》，台湾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7-12页。

参见王荣康：“股份回购及对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保护”，《现代法学》2002年第3期，第66页。

随着公司法立法不断的丰富，股份回购制度受到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刘增学教授在《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问题研究》参见刘增学：“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问题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第1期，第44-45页。提出了股份回购具有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防止敌意收购、保护少数股东利益、实现员工股权激励等作用。施天涛、孙逊在《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法律问题研究》一文中谈到股份回购制度两种立法模式即原则允许和原则禁止背后的立法原因。之所以公司要取得自己的股份，是因为经营的需要，但我国在该制度上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所以我国需要在资金来源和处分制度上进行相应的限制，并且认为应当禁止公司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第三人的名义取得自己的股份以及禁止子公司获取母公司的股份等，从而进一步完善该制度。参见施天涛、孙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法律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02年第4期，第54页。郑飞、刘卫鑫在《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法律问题研究---〈公司法〉第149条之修正》中探讨了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意义，还对公司回购股份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郑飞、刘卫鑫：“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法律问题研究---〈公司法〉第149条之修正”，《当代法学》2003年第9期，第32页。马俊驹、林晓镍在《我国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与立法完善》中提出了增加股份回购事由的建议，并阐述了相应的合法理由，但应在回购财源、数量等方面加以限制，并确定在合理范围内的回购价格。参见马俊驹、林晓镍：“我国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与立法完善”，《法学》2000年第11期，第56-57页。张勇建法官在《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与司法应对》

参见刘增学：“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问题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第1期，第44-45页。

参见施天涛、孙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法律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02年第4期，第54页。

郑飞、刘卫鑫：“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法律问题研究---〈公司法〉第149条之修正”，《当代法学》2003年第9期，第32页。

参见马俊驹、林晓镍：“我国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与立法完善”，《法学》2000年第11期，第56-57页。

参见张勇健：“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与司法应对”，《法律适用》2019年第1期，第64-66页。

现今，股份回购发展迅速，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份回购中获得了利益，在上市公司中更能直观的体现出来。王泽鉴教授提到应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人利益，并不断对证券违法、司法过程中出现的实践问题加以完善。之前学者们的研究为之后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对股份回购的事由、回购数量以及回购价格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但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大多数还是针对2005年《公司法》修订后对该制度的分析探讨，针对2018年最新的修订研究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