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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模式

黄士元

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

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

糙、最草率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和行

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

相互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价值准

则。具体到刑事再审制度，虽然现代法

①

治国家普遍设立了刑事再审制度，但是这

些国家在再审事由、再审程序等各个方面

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对再审制度本身的理解、对现代法

治国家再审制度之间差异的理解，对我国

再审制度的理解和改进，都需要我们深入

①参见[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探讨再审制度中的价值冲突、各国（包括

我国）面对这些价值冲突所进行的价值平

衡和选择。

刑事再审制度中最根本的价值冲突

是“法的公平性”和“法的安定性”的冲

突，即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公正性之间的

冲突。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我将讨论“法

的安定性”和“法的公平性”背后的法理

基础，指出二者可能存在的冲突。在本文

第二部分中，我将探讨现代法治国家在平

衡“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公平性”的冲

突上采用的两种模式：既判力模式和禁止

双重危险模式。在第三节中，我将对我国

再审中的“有错必纠”理念进行分析，并

提出我国应如何合理平衡再审中的各项

价值。

一、“法的安定性”与“法的公平性”

（一）法的安定性

一般说来，“法的安定性”(Rechtssicherheit,securityoflaw)是和“法的公平性”相对应的概念。

通常所说的法的安定性是指法律在一定时期的不变动性。这种认识源于对法律形式上严格的制定、修

①

改程序这一特征的逻辑推论，此种意义的安定性表现为不对或者尽量少对法律条文进行改动。德国学

者考夫曼认为，“法的安定性”有两种意义，一是“透过法律达成的安定性”，这种安定性是外部视角

的、功能角度的安定性，是法律作用于社会后所达致的秩序与安宁；二是“法律本身的安定性”，这种

安定性是内部视角的、结构角度的安定性，其认知以“认知可能性、操作可能性和实践可能性”为标

②

准。也就是说，“法的安定性”不仅包括法规范的安定性，还包括法规范的安定性作用于社会产生的

安定效果。

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程序法

本身也应具有稳定性、准确性和逻辑的自

恰性，程序法作用于社会后也应产生秩序

和安定。既然程序法作用于社会后也应产

生秩序和安定，根据程序法所进行的诉讼

活动就应具有稳定性，由此得出的裁判结

论就应具有稳定性。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生效裁判而言，

①参见贾焕银：《论法律的安定性》，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年第1期，第6页。

②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法的安定性的根本要求是生效裁判的稳

定性，即生效裁判不得被推翻。生效裁判

的稳定性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各种价

值追求在生效裁判上的交汇。概括说来，

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有助于争端的最终解

决，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和公众的预期，有

利于社会秩序的形成，有利于维护司法的

权威，是“法的空间”形成的自然结果，

是“程序保障”和“当事人自我责任”法

理的要求，有利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

用。

1.争端的解决、预期的保障和秩序的

形成

刑事诉讼是一种争端解决程序。任何

争端解决都要具有终结性，一种争端解决

程序如果总是被反复启动，那它就不能成

为“程序”，因为如果争执可被再次审理，

则争执并未解决，而程序法的目的就是一

劳永逸地结束争执。由此，刑事诉讼必

①

须尽其可能透过程序经过及裁判结果，向

被告人、被害人及社会大众宣告系争的刑

事案件在法律上已经“终局落幕”，以便

回复社会的和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