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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修改对慈善基金会的几个重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2016年《慈善法》）于2016年颁布施行，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善活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年来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募捐等各种新情况、新事物的出现，历史进程需要发展慈善事业，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1]近年来中央强调，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因此，修改2016年《慈善法》，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2]被提上了日程。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的决定，新修改的《慈善法》（以下简称新《慈善法》）将自2024年9月5日起施行。

新《慈善法》做了多处重要修改，强化了政府部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责任，完善了有关优惠政策的规定，授权国务院财政、税务与民政部门依照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慈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应急慈善专章，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规范慈善活动，保证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的规范运行，包括规范合作募捐、增加募捐成本的公示、明确受益人确定的原则等，提升慈善治理水平、加大慈善相关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针对个人求助进行规范、促进相关平台健康发展等。新《慈善法》的修改，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回应实务需求，与时俱进，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同时，对于细节问题，授权国务院相关部门未来进行填补。[3]

新《慈善法》部分修改内容，对慈善基金会将会产生较大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新《慈善法》正式在法条中提出“募捐成本”，与管理费用并列

1.新增“募捐成本”的规定，与管理费用等并列，均遵循“最必要原则”

新《慈善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是，要求基金会公示的年度报告中增加募捐成本，将其与管理费用并列。专家学者认为，此次法律修改有助于厘清认识、增强可操作性，也有利于更好进行监督。通过立法的形式，以“最必要原则”约束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有助于提醒基金会精准设计项目，避免募捐成本过高，规范开展募捐，审慎使用资金，让募捐成本最低化，避免真正用于慈善项目的资金变少，影响慈善活动的运作和效果，让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以立法形式对募捐成本进行规范很有必要，提高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和效率，防止资源滥用，增强公众信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4]

2.“募捐成本”的概念亟待相关部门加以明确

新《慈善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开展公开募捐，可以采取下列方式：（一）在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二）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善晚会等；（三）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四）其他公开募捐方式。”

法条中所指“募捐成本”，就是指慈善组织在开展法律允许的这些募捐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物资采购、宣传推广、活动组织等费用，[5]但目前来看，概念的内涵外延并不清晰。新《慈善法》以前的法律、行政法规、其他类型规范性文件等并没有对募捐成本作出规定，仅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民非制度）第六十二条[6]“筹资费用”能够拿来参考。“筹资费用”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它包括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应当计入当期费用的借款费用、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等。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举办募款活动费、准备、印刷和发放募款宣传资料费以及其他与募款或者争取捐赠资产有关的费用。

目前看来，即使2005年民非制度就有了“筹资费用”这一项，公众和从业人员也存在不同理解。根据《数说中国基金会发展之路》，2021年国内1505家基金会筹资费用平均为12万元，5397家基金会筹资费用为0。[7]从笔者查询到的多家基金会年度审计报告来看，部分基金会的筹资费用显示为0甚至是负数，但实际上从公开途径就可以查询到，这些基金会每年为筹资开展的活动很多。如果按照民非制度的规定，筹资费用不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基金会开展募捐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费用。所以，筹资费用为0并非没有产生费用，而是因为业内尚未形成筹资费用内涵的共识，部分基金会将原本属于筹资的费用放入管理费用或者业务活动支出中。

即使在新《慈善法》出台以后，社会公众和从业人员对“筹资费用”“募捐活动中的成本支出”和慈善组织日常运行费用的认识依然存在混淆。有部分从业人员认为民非制度中的“筹资费用”就是“募捐成本”，譬如《“募捐成本”纳入新修改的〈慈善法〉公益成本意识如何构建？》中就提到，“募捐成本”早就存在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中，会计表格就有显现，在《慈善法》出台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