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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

杜鹃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

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

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

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

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

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

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

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

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

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

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

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

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

的开拓者。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

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

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

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

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回顾

周作人早期的译事活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译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他

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

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对波兰作家

显克微支十分推崇，曾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

在这一时期，周作人译出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有关的作家及作品共26人约60余篇（部）。

由此可见，周作人不仅是介绍欧洲弱小或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第一人，而且在整个“被损害

民族的文学”译介活动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规模影响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

期，其中俄国作品为当时外国作品翻译之首。当时从事俄国文学翻译的译家有八十多人，

周作人排名第四（译11种）。此时外国文学翻译有了明确的目的性，都从“足救时弊”,

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学的目的出发,来开展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活动。周作人认

为,译介外国文学之目的在于“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

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以前选译几篇小说,派别并非一流。因为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

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小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

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点滴》)。”

五四前后，既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一个

转折点。五四以前的中国翻译界，一方面非常重视，大力提倡或从事日本书籍的翻译，而

另一方面又普遍认为日本的文化，文学比不上西方，因此翻译日本书籍只是一个方便的捷

径，而不是最根本的目的。而这种情况，在五四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18年，周作

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这篇演讲系统全面地梳

理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20年的文学发展情况。。其中重点提到了写实主义的提倡者坪内

逍遥及其文学理论着作《小说神髓》，人生的艺术派二叶亭四迷及其《浮云》，以尾崎红

叶，幸田露伴为代表的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的文学，北村透谷的主情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