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不失 江湖未远——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内蕴.pdfVIP

侠义不失江湖未远——论金庸武侠小说

的精神内蕴

作者：雷雯王思敏

来源：《艺术评论》2018年第12期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金庸的个人经历及创作时的文化语境，考察其不同时间段的小说创作。

在金庸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于道德、人性、民族与历史等问题的思考不断发生变化，层层深

入，并将这种思考寄寓于小说之中。他实际是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着具有真正现代

思想的武侠故事，通俗却不媚俗。

[关键词]金庸；香港；反媚俗；反英雄

金庸一生一共创作了15部作品。15部作品，相对于很多成熟的作家来说，产量委实不丰，

难得的是这15部作品本本叫座，部部经典，塑造了上千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留下一系列诸

如郭靖、乔峰、杨过、令狐冲等经典的武侠人物。而且，这15部小说全部被搬上了影视屏幕。

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一般被归类为通俗小说，金庸的小说当然也被划归此类。人们对于通俗

小说都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通俗就是迎合广大普通市民阶层心理需要，哗众取宠，庸俗且毫

无营养的作品。王朔就把金庸小说与20世纪90年代的港台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小说一

起斥为“四大俗”，并对学界中人对金庸小说的高度评价[1]嗤之以鼻，认为中国的文艺在“流

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2]。然而，通俗不等于媚俗，更不是庸俗、低俗。按照马泰·卡林

内斯库的观点，媚俗艺术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沿用陈腐老套的形式，满足大众寻求新鲜刺激

的心理以作为消遣娱乐，它意味着坏趣味、大众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等[3]。而如严家炎所言，

类似于金庸小说的通俗文艺是面向大众的“形式的通俗”，是“有思想的娱乐”，是区别于传

统武侠小说具有“真正现代精神”的[4]。倘若我们试着结合金庸创作的时代语境及个人经历去

看他的创作内涵会发现，他其实是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来书写具有反媚俗精神

内核的武侠故事。他在每一个阶段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和所讲述的武侠故事所内蕴的精神文化与

他对道德、人性、民族与历史的思考紧密联系。

一、身不由己入“江湖”

金庸原名查良镛，出身于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族中能人辈出，查良钊、穆旦（查良铮）

都是其族兄。金庸自己也十分出色。据查他在衢州中学就读期间不但功课名列第一，文字功夫

也在各种活动中崭露头角，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尽管他学识出众，

曾立志要当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但他的求学经历并不顺利。他先因在学校墙报上写小说讽刺教

导主任是抗日投降分子被而中学开除，后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勒令退学。他甫

入《大公报》时，因发表许多与国际法相关的论文而得到国际法权威梅汝璈和时任周恩来秘书

的乔冠华的赏识，曾赴北京预备进入外交部，但因诸多原因最终放弃了做外交官的理想。金庸

身上的“任侠”之气与对时事格外敏感、反应有力的特质可见一斑。从大陆回港后，金庸调入

香港《大公报》副刊《新晚报》，结识陈文统（即梁羽生），为打造一个“新武侠”世界埋下

种子。

20世纪50年代，正值冷战，港英政府在香港设立关禁。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交流受阻。

与内地地理相连的香港在制度与文化上却与内地筑起壁垒。1954年，香港发生著名的拳师比武

事件，太极门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起争执，签下生死令打擂台。这件事迅速点燃了人们的热情，

为政治敏感时期的市民们压抑沉闷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宣泄的途径，引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大公报》为了吸引人气，让梁羽生和金庸出阵，在《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写了

《龙虎京华斗》，金庸则写了《书剑恩仇录》。一般的说法，首先，金庸是迫于无奈被逼上

“武侠小说”这座梁山的。再则，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孤岛，作家地位不高、收入微薄，

不为政治力量驱使便只能“书作稻粱谋”，通过增加小说的故事性等方式取悦读者。所以，有

学者认为“一方面香港的严肃小说不得不以半流行的方式来获取读者认同，另一方面香港的通

俗小说却一直致力于通过文化、历史与社会的关联来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5]。作为香港通俗

小说的代表，如要用刻意关联社会文化以增强作品厚度来评价金庸那一定是对他的误会。陈平

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曾着力比较港台新武侠三个代表人物：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他认

为金庸的创作之所以生命力最长是因为其学养最好，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下的功

夫最深，能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不怕时代变化、

读者趣味变化。而最重要的是，金庸超越了一个小说家的格局，“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

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6]。

金庸写于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