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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素质教育焦点的对话

于光远与刘学文谈素质教育

刘学文

刘学文：尊敬的于老，众所周知，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经济学家，曾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

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据我所知，在许多场合，人们在称您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之后，还要加上教育学家。请问，您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关心教育问题的?

于光远：我的兴趣比较广泛，也有人把我叫做“杂家”。但人们

更多地把我归入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这两类中。因此连我自己也这么想

过，如果写书，我应该多写一些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可是现在我却

动手写起教育学的书来了。凡是总有个缘由，我这么做，也是如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对教育的注意不下于经济。教育对

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关系极大，而我国教育事业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多年中遭受的损失也极大。历史上的错误，在教育

方面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消除，也决不比经济方面更容易些。而人们

对教育事业问题的严重性估计得很不够。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

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应该说是很严重的。见到这种情况不由得自己担

心、着急。于是我对不少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形成了不少思

想，发表了不少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看汉，提出有关教育工作的这种或

那种建议，并进行这种或那种试验。我对教育问题关心和思考的结果，

是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写了大约有80万字的文章，出版了《我的

教育思想》、《教育思想文选》、《导师与研究生的对话》第三本书。

我想，如果一个人写了不算少的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章，出了几本这

方面的书，就可以把他称作教育学家的话，我也可以勉强接受这个

“教育学家”的称号。

刘学文：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把推进素

质教育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并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可以预见，素质教育的春天已经到来，

对此，您有何感想?

于光远：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我正好在上海参加

一个教育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在我离沪返京时，在机场机室看到当天

报纸上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读后我是高兴的。它表明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废除应试教育

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若干可以指望收到实际效果的方针

措施，作出了若干决定。这些决定使我对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有了较

大的信心。

教育改革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这个说法绝没丝毫夸张。

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好中国的教育问题，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一百年

后，中华民族就有可能成为劣民族。这个危险是现实地存在的。现在

学校、家长、学生不得不为分数发愁，分数这种手段是培养不也建设

现代化中国的合格人才的。我认为发展教育事业目的就是提高人的素

质，是关系到我们人本的事情，而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要靠有较好素质

的人来推进，因此，做好素质教育工作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

过分。同时很容易明白，做好素质教育，需要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努

力。在读这个《决定》时，我有两个想法，一是在《决定》发布后，

鼓励人们提出更具体的主张，并且迅速做好行动的准备，以便实施；

二是党和政府还要准备发布更进一步的文件。这个决定只能说是第一

个文件。需要接着制定第二个、第三个文件，要像农村改革那样，一

连发几个“第一号文件”，仅仅有一个文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认为，要实现从“就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除了在

行动中已经作出的决定外，还要在教育思想上提高一个台阶。应试教

育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教育的实践，要变这

种状况，有待全社会作出艰巨的努力。如果缺乏坚定的正确的教育思

想，得容易知难而退，使这个转变无法实现。

刘学文：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强大的原动力，这是已被人类历史

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事实。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创立者亚当·斯密在

1766年就指出：“学习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一百年后，

马克思也确认，教育使学生学会赚钱的本领。又一百后的20世纪50

年代中期，人力资本理论创立者舒尔茨更断言，教育是一项生产性投

资，其结果可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而我国在那一切都被政治泛化了

的年代，我们不愿意有这一认识。但在世纪之交，在知识经济到来之

际，教育是个大产业，是一个新的经济为，扩大内需就得在启动教育

产业上动脑筋，高等教育是实施教育产业化的一个突破口。那么您认

为在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