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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哲学篇期末满分论文范从儒学之发展沿革浅析‘’己学‘’之现实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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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华文化（哲学篇）

任课教师：麻尧宾

专业:2015级化学学院基地班

姓名：王宸

学习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完善自我，并直落至将日常学习之所得与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对比。“反求诸己”反思己之不足，从而达到自我完善自我修复，日求完美成就理想人格的目的。从反思的内容上看，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反省的具体内容是对其当下日常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修习，一种典型的德行考问，也可见得孔子思想重实践，重道德的生活践履。而《孟子·离娄上》则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与孔子的“为已之学”比较而言，孟子学说不但重实践，更突出的是内心性情的反躬求索以达到养心、正身、忠孝仁义、德业双修的目的。在修行的方法上孔子一方面要“修己以敬”从而“君子上达”，指努力学习从而明了为仁的意义，即“涵养面累积之‘加法’”；另一方面要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克已复礼以仁”即“涵养的节制之‘减法’”，以此反复修行反复磨砺而达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圆满状态。

秦朝“焚书坑儒”，其主要是针对六国灭后的“六国史书”，其次是“诗”“书”古文，而作为民间书籍的“百家之言”则不作为重点，可见焚书坑儒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要毁灭历史记忆实现其万世一统，可笑可叹的是秦仅历二世而亡，短命的朝廷来不得消灭六国历史记忆就破产了。在秦代，百家之言未焚，仍保留史官、博士官的制度，可见儒家思想并未遭受重大破坏。后汉代初年，乱世中大儒叔孙通转投多方拜首而无门，终投至刘邦门下，及至汉朝初年方才一展身手。由于汉高祖刘邦出身草莽，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杂就”率弟子百余人教汉初的文武大臣学习礼法，大臣始知“以尊卑次起上寿”，后叔孙通被拜为太常。至汉武帝时，大儒广川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的政治格局，以“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提出了君授神权，天人感应的思想，从此奠定了儒家独一无二的尊崇地位，但是，儒学也由此渐渐失去了先秦儒学生动活泼灵动的风范，成为了封建道统思想之发端。

东晋时期，广大北方地区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动乱争战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受了严重的打击。礼篇《韦宋宣文》记载“韦母宋氏。耄耋辛勤。隔纱讲礼。号宣文君。年八十余。视听无缺。乃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由是周礼之学盛行于世”前秦一国满寻不到一本完整的《周官》，找不到一名精通《周官》音义的老师，只能麻烦一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可见当时礼乐遗缺，文化之凋蔽。

宋代经的五代十国的混乱黑暗年代后，宋代士子中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高举以天下为已任的旗帜，儒家“为己之学”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和深广，强调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中尤以北宋儒学家张载之“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代表。宋代儒学大家朱子所著《大学章句》是朱子毕生追求“为己之学”的结晶，朱子阐明了“为己之学”的功夫义和途径，即是先确立以“明明德”、“为己之学”的志向，然后以格物穷理和反躬践行为两种途径，以达到成德之最高境界。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尝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为了明理，朱子对于“人欲”甚为贬低，“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对于中国儒家哲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极其有害，之后在道德内容上也越发偏狭而薄弱，其人本主义的合理内容也越来越少，直至发展为礼教思想“以理杀人”，严重地削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

明代王阳明先生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建立了良知本心论，麻尧宾老师将王阳明的心学概括为五个方面：1、心外无物；2、心外无理；3、致良知；4、四句教；5、知行合一。阳明先生扬弃了程朱学说的心性论，认为心之体即性即良知，良知是人心之主宰，是德性、理性的本源，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王阳明重视身体力行，他认为“致良知”是透过实践和行动来达到的，因此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心学“知行合一”的思想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一切“知”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