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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性观念演变观察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性解放

中华性观念演变观察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性解放

每次看见关于性侵犯的社会新闻，都觉得国家欠我们一个性教育。对于中国式家长而言，性教育和恋爱教育总是略显尴尬和拧巴，像个无处安放的定时炸弹。青春期时，性和爱是会引发灾难的洪水猛兽，是羞于启齿的难言之隐。可一旦过了某个年龄段，家长又希望孩子赶紧恋爱成家，火速结婚生娃。但怎么表达爱，怎么和喜欢的人相处，如果对方不喜欢你怎么办，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怎么办，第一次要做什么准备……这些关键信息，家长又从没对我们说过。不过也不用过于苛责长辈，因为虽然时代发展快得像高铁，但观念的演变却慢得像EMS，有矛盾和落差也是再正常不过了。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的性观念就是在对“性”与“爱”扭曲中形成的，动物本能让我们享受快乐，儒家伦理教我们克制隐忍，这个中国式死疙瘩，需要一场真正的“性解放”来解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性压抑。”“放屁！”李安在电影《喜宴》里向外国人解释中国人“闹洞房”的婚俗，于是后来很多人用这句台词给中国人的性观念做注脚：其实，动辄就批判“中国人经历了几千年的性压抑”，儒家文化害死人……而事情的真相根本不是这样。真正的历史环境中，从孔子那一代开始，中国人对于“性”的观念就相当豪迈豁达，根本没怎么care这事儿：秦国宣太后在外国大臣面前公开描写

母女共侍一夫，女儿为母亲拉皮条，姐夫给妹夫上性教育课……这不是愚昧蛮荒的远古部落，这发生在国力富强、文化昌明的唐朝宫廷，事件的主角是唐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太平公主、唐玄宗李隆基、安乐公主与韦后。1000多年前的性开放程度，是21世纪的现代人不可想象的。唐代也是娼妓业无比兴盛的一个朝代，皇室有“宫妓”，高官有“家妓”，军旅有“营妓”，城市有“官妓”，茶楼有“歌妓”，酒肆有“饮妓”……唐代的地方政府还有相应的娼妓管理制度。由于妓女们能歌擅赋，唐代文学也以赞美妓女或以描写书生与妓女的恋情为主要题材，在唐代公知之间，蓄妓是当时最时髦的lifestyle，唐代文人歌颂爱情，歌颂自由，这些都在中国风俗史和中国性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乃至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营妓诗人薛涛宋朝之前，民间女性改嫁，男女偷情，夫妻离婚，寡妇再嫁，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古人的性教育方式也有看淫画，读淫书，听淫声种种。还有一种被称为“压箱底儿”的东西，是父母为结婚前孩子开展性教育的“教科书”，比如一组组巴掌大的小画片，上面刻画着男女交媾图，还有就是雕成交媾状态的玩偶。古代性教育工具——压箱底古代性教育工具——秘戏钱南宋之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开始发展，随后历朝历代开始了严酷性压制。明朝开始，社会对“性事”和女性的限制越来越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头发甩甩，裹脚布打开，无数女子就这样把自己捆成了三寸金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性自由和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很强的关联，性开放程度和封建专制的发展趋势惊人地相似，对百姓控制越严格，经济就越不发达，经济越不发达，性就越只停留在生育与生活层面——性的目的是为了养孩子，而不是满足性欲。对性的压制一直到了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们开始冲破封建礼教，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而社会对此产生了极大的恐慌，甚至感叹世风日下，担心因此而“乱套”。192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在学校公开教授“性学”，主张“新女性中心论”、“女子本位”、“情人制”、“外婚制”，被称为“卖春博士”。他还在《京报副刊》发了则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个人的性经验，征集的问题包括“你几岁春情发生、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到“你曾嫖妓否、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精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等等。张竞生1926年，张竞生出版了一部性学著作《性史（第一集）》，收录了投稿者的真实经历：有懵懂的性启蒙、青春期的冲动与自慰的心情；情节上则有偷情、偷窥、嫖妓等等，相当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性观念。生产过后，性欲亢进，初满一百天，已觉十分需要。于是我第一次作了主动，故将性机关运动如意，不如先前一味听男子的自动。迨几度纵送已经排泄了很多的液沫来了，浑身发热，呼吸急促，一阵麻醉，觉得有一股热的液质从子宫口跃出阴道直浇在他的生殖器上。泄毕，十分疲倦，想要睡去，而他还在抽动。我觉得十分不舒服，但是只好由他快快地出了精，然后好让我静静地休息一回了。——《性史》民国初，女人的身体是不能外露的，即使是睡觉，也要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一种以平胸为美的审美观，令女子都以帛束胸。1920年，上海政府发布布告，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牢狱之灾。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武汉街头有一群女子赤身裸体走上大街，她们大声呼喊：“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們妇女的肉体与灵魂！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