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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

作者：暂无

来源：《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

［文章导读］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群体，塑造了中国学界1980年代之后的精神特

征，它深刻影响了改革时期中国学人对社会历史理解的思维模式。不仅如此，知青一代的特殊

生命经历也极大影响了中国官僚阶层以及当权执政精英的行动逻辑。项飙的观察具有穿透力，

它揭示了晚近以来中国思想学术陷入规范化与体制化循环悖论的困境根源，展示了知青一代挣

脱与突破的努力及其面临的内在局限。当代中国历史实践蕴含了中国思想学术创发的巨大能量，

以知青一代为精神样本去深刻反思当代中国学术的根本症结，无疑是这一仍在持续动荡的时代

所提出的重要使命。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反思中国学术的意义。

项飙

如果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2015年也许象征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的终结。

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连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者

全面退出领导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学工作。［2］同时，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几乎没有学

院之外的生命经历的“70后”成为学界的主流。有知青背景的学者在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

学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既是领导者、也是生力军。因此构成了一个“知青时代”。

2015年8月13日我的硕士导师、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王汉生教授猝然去世

（年仅67岁！），似乎更提醒我2015年的这个象征意义。［3］

知青时代的终结，决不是指这些学者的学术生涯的结束或者是影响的削弱。从总体上看，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是“后知青”学者在近期可以全面超越的。他们提出的命题、观点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间内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知青时代的终结，指的是那个以他们为领导

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的终结。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演进，也许不完全依循

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建构（知识渐进积累）和范式转型相互交替的路径；社会科学的演进，

可能更多的是不同代际之间学术实践方式、知识的习得和积累方式上的变化。如果不去把握积

累方式的转变，可能就谈不上有效的知识积累。

知青时代的学术实践，是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以非正式圈子为重要组织方式，带有强烈

使命感的开拓性、发散式的探索。2000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是在正式机构中正式立项，以争取

资金、争取认可（体现为学校排名、领导人赞扬、学者个人的职称知名度等）为主要目的的职

业化操作。知青时代创造出半民间的研究空间，但和国家部门保持有效沟通，通过揭示新问题、

形成公开讨论甚至社会思潮“倒逼”政府改革。后知青时代，研究操作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学

术又是作为行政管治的对象而存在的；民间半民间的专业知识生产不复存在，学者和政府之间

的合作是以强化政府管治效果为主要目的、以封闭的“智库”咨询、命题作文为主要方式的，

对政府的思路罕有震撼性的影响。

和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同时结束的，是国家官僚的知青时代。2010年以后绝大部分局（地、

市）级以下的干部没有知青背景。他们和高校中的学术人员在社会背景、学习经历、知识结构、

生活方式上高度一致。公务员的知识化和规范化给官僚系统带来新的合法性，但也使得它成为

一个日益坚固、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主要动机的群体。虽然公务员和体制内学者在2014年以后都

反对1990年代末以来的“维稳”政策，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要维稳的。维稳是其最大利益所在。

在课题选题、工作方法上“唯上”，心中的目的是要“维稳”。

这与中国1980年代的格局几乎截然相反。当时，在政府研究机构、高校以及半民间文化团

体的知青学者，和部委里的中下层干部，以及各地地方干部（很多有知青背景），形成心理上

和思想上的同盟，互相联动，提出新思路、探索新做法，不断突破政策的条条框框。直到我

1990年代中期去浙江、湖南等地调查，还因为王老师圈子的关系，沾了这样的光。地方上的干

部还热切地问：原来体改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特别是农研室（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

室）的那班人最近有什么新的说法？得势的干部滔滔不绝地谈创新的思路，不得势的干部希望

我通过调查“揭露一些问题”。他们都希望讨论。而今天的干部似乎都小心翼翼地心平气和。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口号下，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和利益。

今天和1980年代更大的一个反差是，在社会科学和官僚系统的知青时代终结的同时，高层

政治似乎迎来了知青时代的开始。从1990年到2013年期间，出身工程师和“文革大学生”的

领导人强调制度、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