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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之外，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看到原子弹爆炸升腾起的蘑菇云。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决定性时刻”。一个月后,原子弹被美国投放到日本的广岛、长崎，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遭受核辐射的永久创伤。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结束，世界的秩序也被彻底改变。

站在风暴中心的是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舵手、日后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核弹在日本爆炸后，他对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感觉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此后，他试图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影响政策，推动国际社会对原子能使用的监管，呼吁人们重视核武器可能带来的灾难。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他摆脱持续至今的争议。有人认为，他领头的原子弹研发本就是为了打击邪恶，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也有更多人认为，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在政治上的天真让世界笼罩在核威慑之下。最适合他的形象或许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新的人类文明带来了火种，却难以控制它失控地燃烧。

近日，由知名导演克里斯托夫?诺兰拍摄的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在中国内陆上映，由普利策奖得主凯?伯德等撰写的同名书籍《奥本海默传》经过全新的翻译和审校也刚刚问世，都收获了巨大的关注。

（关于电影，我们曾推出影评《奥本海默》：一个太过完整的故事，一个没有答案的设问。点击可阅读。）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我们依然生活在奥本海默及其同伴开启的世界中。奥本海默等人面临的历史之问，同样也是今天的时代之问。

在因为原子弹导致的灾难而背负上沉重的伦理负担之外，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风潮中，一直热心正义议题、活跃于公共生活中的奥本海默更受到来自军方、政界的监视、审问与构陷。奥本海默跌宕的一生成为我们审视科学与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入口。

在诺兰电影的最后，爱因斯坦提醒处于光环中心的奥本海默警惕

政治家的意图：“有一天，当他们对你的惩罚足够多时，他们会给你提供鲑鱼和土豆沙拉，发表演讲，给你一枚奖章。请记住，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们。”纵观历史，科学从来不存在于真空之中，科学家也永远需要面对如何与政治权力相处的问题，量子力学在魏玛时期德国的发展、纳粹德国研究原子弹的过程等案例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政治权力对科学客观性的干预会导致怎样复杂的历史后果？我们为何亟需用哲学等理论武器对科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在观众们因为电影热议奥本海默具体的人生经历之外，这些问题可能更需要我们持久地关注与思考。（导语撰文：刘亚光）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8日专题《奥本海默：“盗火者”的重负》的B06-B07。B01「主题」奥本海默：“盗火者”的重负B02「主题」对话方在庆：讨论科学家的伦理责任，不能脱离历史语境B03「主题」对话汪冰：奥本海默的”存在焦虑B04-B05「主题」入世的奥本海默：布道者哥白尼还是殉道者布鲁诺？B06-B07「主题」用哲学穿透权力编织下的”科学神话“B08「艺术」《虢国夫人游春图》只有丹青余泪痕

撰文|郝苑

1994年11月，美国著名文化研究期刊《社会文本》的编辑安德鲁?罗斯提出了一个新的组稿计划，他打算邀请一批知名学者撰文捍卫后现代科学元勘（又被称为“元科学研究”）的学术声誉。作为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学术期刊，《社会文本》发表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许多重量级论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持有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即科学知识是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建构而成的产物，而不是独立于社会利益的客观研究的智识结果。毫不奇怪，这种研究几乎很难获得自然科学家的认可与同情。1994年初，生物学家保罗R格罗斯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共同撰写的《高级迷信》对社会建构主义做出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这种堆砌术语的文化研究，只不过是学院左派为了哗众取宠而精心编织的智识时尚。安德鲁?罗斯的组稿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应来自科学界的这类严厉批判。在确定了这个组稿计划后不久，《社会文本》收到了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的一篇长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作者在文中致力于证明，以量子引力为典范的后现代科学是一种“超越界限”地发展出来的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

罗斯无比欣喜于在物理学专家中找到了支持者，他甚至代表全体编辑专门向索卡尔发了一封致谢的电子邮件。罗斯在此时乐观地相信，后现代科学元勘在学术影响力上实现了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但不幸的是，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学术声誉很快将因此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索卡尔的文章正式发表还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就在《大众语言》杂志上宣称，这是一篇用来检验某些人文学科的知识严格性标准的诈文，其中充斥着各种荒谬的论证并胡乱套用了科学理论。索卡尔以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