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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春风又绿江南岸》

王安石有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船停瓜洲之时。瓜洲在长江北岸，和京口隔江相对。钟山在金陵（南京）。王安石虽说是江西临川人，但他于1037年随父定居江宁（南京），所以，江宁无疑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熊秉明先生有一篇有关这首诗的长篇随笔《春风又绿江南岸》，读来获益匪浅。

文章分为五部分，每部分加了小标题。

第一个小标题是“‘绿’字的含义”。作者在这部分里比较了“到”“过”“入”“满”与“绿”的区别，概括地说，“绿”有更加丰富的含义，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色彩感。一般说来，用字的优劣标准，以含义的丰富性来定，即信息多的字优于信息少的字。

第二个小标题是“‘绿’字的破格用法”。“绿”原本是形容词，这里用为动词，用今天的话说，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属于打破日常语言规律的特殊用法。

第三个小标题是“‘绿’字的必然性”。这部分说绿是江南的特征。唐人诗中已有过“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丘为）、“东风已绿瀛洲草”（李白）的诗句，且句中的“绿”也属于破格用法，但后人忘却了丘为、李白的句子，独独称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其根本原因，就是“绿”与“江南岸”有必然的关系。

第四个小标题是“‘绿’字在全诗中的角色”。作者不仅停留在诗眼的的角色来分析“绿”，而且着眼于“绿”在全篇中的作用。这首诗的前两句尽管说了山，说了水，但都只是地理上的说明，而有了“春风又绿江南岸”，山水顿时染上了色彩，活了起来，绿的颜色遂成了一种强烈的召唤：“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第五个小标题是“附记”。这部分写得更有个性，作者联想到与“绿”相关的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二战结束二十多年后，在菲律宾山中发现了几个失散的日本兵，他们对外界变化一无所知，人们用扩音器向他们报导战后的日本与世界，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政府派了家庭成员用扩音器劝说，仍然无效。最后派了一个士兵的妹妹，当面跟他们谈话。妹妹耐心的规劝仍然不能打动以武士道精神熏陶出来的哥哥。最终让这个士兵流下眼泪的，是妹妹不经意的一句话：是樱花的时节了，像二十多年前一样，伯父家里庭前的樱花又盛开了。第二个故事是丘迟的那封劝降信《与陈伯之书》。据说，陈伯之读了丘迟信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为什么“绿草”对一个6世纪的中国将军，“樱花”对一个20世纪的日本武士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作者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在童年开始储存记忆，这些最初的认知资料混入我们的感官本能，比后起的思维更顽强。

我喜欢这篇文艺随笔的理由有三。

一是作者不像一般的诗歌鉴赏者那样，只在推敲字词上分析这首诗的妙处。“文字频改，工夫自出”（《童蒙诗训》），王安石的这首诗，也确实以推敲、锤炼字词而著名，但作者仅将这作为自己文章的一个部分，并且，即便在这一点上，作者也发人所未发，作出了自己独到的探索。

二是作者占有的材料相当丰富。作者在说明问题时，引用的诗句涉及19首古代诗词。作者在引用前人成果时，不人云亦云，比如在引用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中有关《泊船瓜洲》的“注”时，提到了钱钟书先生举的三个例句，提到了之后的分析：“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存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低头呢？”对三个例句，作者认为第三句“主人山门绿”中的“绿”不属于破格用法，不能归入同类。这是正确的。对钱钟书有关王安石诗歌的评价，作者也不完全认同。作者认为，“绿”的用法虽有前例，但并不妨碍在这里用得巧妙。

三是行文的语言活泼生动。不少的学术文章，往往在晦涩的名词术语上用心思，很少自己真正的心得体会，这篇文章不是。我一直以为，最好的学术研究成果应该像熊秉明这篇文章一样，首先对研究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用一种生动活泼的散文化的语言将其表述出来。

作为语文教师的我们，读《春风又绿江南岸》，对我们赏析古人诗歌无疑有着切实的借鉴与指导意义。在读懂诗意的基础上，我们应尽可能占有丰富的材料，然后引导学生进入文本，感受诗歌情感之美、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