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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多方探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三〕断代纪传史的撰述
断代纪传史有班固《汉书》的成功范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数量剧增，而且形成体例上的一些新特点。
断代纪传史留存至今者远多于编年史，计有范晔《后汉书》以及司马彪《续汉书》八志、陈寿《三国志》、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编纂意旨和编纂体例，各有特点，展示了各自的史学探索。;〔四〕通史著述的尝试与地方史志及地理书的撰写
《通史》:梁武帝倡导,吴均等编纂，“起三皇，讫南齐”。梁武帝曾说：“我造通史，此书假设成，众史可废。”〔《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此书据称撰成620卷，一说480卷，根本是抄略了已有的史籍，价值不大。
《科录》:北魏宗室元晖撰,上起伏羲，下至于晋，达270卷。这是一局部类叙事的通史，佚失。
《历帝图》:北魏张彝撰，起伏羲，终晋???，共五卷，实际类似于按年代排列的历史大事记，是一个历史知识的普及之书。
《世谱》:北周明帝组织文官80多人采摭众书编纂，“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500卷。
《通史要略》：陈顾野王撰100卷。
《华夷帝王世纪》：杨晔撰，30卷。
《正史削繁》：阮孝绪撰，94卷。;地方史志、地理书也是此时期数量较多的书籍，《隋书·经籍志》将之皆著录于史部，称为“地理之记”。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此类书籍知书名者有几十种，假设计入唐初即已佚失失名之书，那么应到达200种左右。;这一时期的地方史志、地理书撰述形态复杂多样，有偏于一时一地、单项内容，也有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者，有记述繁华内地，也有记述偏僻地区，乃至外国.
如释法显《佛国记》等。
更出现一些大部帙撰述或地理书汇编，如晋挚虞《畿服经》170卷.
陆澄《地理书》聚集此类书籍160种，后任昉又增入84种，编纂成《地记》252卷。
这些史籍，至今留存者甚少，可言者有《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佛国记》等。;〔五〕人物传记与族谱编纂的繁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如雨后春笋，仅《隋书·经籍志》著录者就有上百种。人物传记的撰写呈现出多种类的形式。
单个一人的“别传”，例如《荀彧别传》、《孙资别传》、《曹瞒传》。
同类人物的合传，例如《高士传》、《良吏传》、《竹林七贤传》。
同一家族的人物合传，如《裴氏家传》、《庾氏家传》、《褚氏家传》。
一个地区著名人物的合传，如《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会稽先贤传》。
这些传记史籍无一完整留存着，但不少零散内容保存于《三国志注》等书的征引之中。;由于士族阶层门阀意识的影响，族谱、姓氏谱牒的纂修也畅行于世，数量剧增。
门第出身既然与选官任职关联，官方及士族名流也热衷于编辑姓氏总谱。这种书籍的编纂，需要对门阀、出身予以考订核实，遂成为一种“谱学”。
《隋书·经籍志》登录有王僧孺《百家谱》30卷、《百家谱集抄》15卷。士族门阀又重视“地望”，同一姓氏而籍贯不同也有高低之别，因此按地区编纂的族谱史籍亦不少见，如《益州谱》30卷、《江州诸姓谱》11卷等也见于著录。这些谱牒类史籍兴盛一时，而至今无一留存。;〔六〕典制史籍与杂记、故事的纂辑;〔七〕史注、史论与史评的开展;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历史论断与史学评论〔简称“史论”、“史评”〕在汉代的根底上开展迅速，还偶有史论或史评的专书出现，如晋徐众《三国评》3卷、晋何琦《论三国志》9卷、梁王涛《三国志序评》3卷等。这些史籍皆佚。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虽然仅为单篇之文，但在史评的开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八〕史考著述的超前出现
《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採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谯周《古史考》、司马彪之作，皆为历史考据著述.
晋刘宝撰有《汉书驳议》二卷、南朝姚察撰有《定汉书疑》二卷，虽然皆佚失不传，无法考知其详，但依书名判断，很可能均是考史专书。;二、各个政权官方的史学建设
在史学著述多方探索的同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官方的史学建设，也在积极的探索中向前开展，为后来官方记史、修史的制度化与标准化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少数民族政权的官方史学建设，在整个古代文化史上，对中国的历史开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三国、两晋和南朝政权的史学建设
《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吴国也设立了专职史官，称“左国史”、“右国史”。
《三国志·后主传》：“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晋朝亦设置著作郎为史官，晋惠帝时著作郎改隶秘书省，增设佐著作郎。
南朝史官制度同于晋代，佐著作郎改称著作佐郎。宋文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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