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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必要性

【摘要】：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

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后，又提出”以德治国，在法制建设的同时加

强道德建设”的方针，并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偏废。

而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文明古国，先秦以来”法治”和”德治”被看作两种

相互对立的治国方式的争论一直延续整个封建时代，文章即试以”唯法而治”和”

德主刑辅”两种主要的治国思想为线索，通过对我国秦汉唐三代法治思想及相关

历史情况的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现阶段坚持结合”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十五大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

基本方略，认为法治是促进社会文明的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建设社会主

义法制国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随后，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思想，

认为在法制建设的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发达的法治文明和丰富的治

国思想。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以夏朝为代表的统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标志着

我国丰富的法制历史也揭开了帷幕，并在以后的几千年内辗转相承、沿革清晰。

如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在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

得到了正式的确定和实施。但在秦因独用酷刑排斥德治而短命后，西汉总结秦亡

的教训，推行”礼法并重”、”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集封建大成的唐朝也坚持”

贞观修礼”与推行法治相结合，宣告”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等。因

此纵观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法治”和”德治”被看作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治国方略

被长期争论，并主要形成了以”唯法而治”和”德主刑辅”为代表的两种治国主张。

文章即试图以此为线索对我国秦汉唐三代法治思想的变迁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

历史的回顾以证明目前我国加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必要性，达到”以史

明鉴”的目的。

一、战国法治理论的起源与秦朝法治实践的成败

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理论的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时,西周分封制度已濒

临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

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

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

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进行”以法治国”。[1]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原本是”僻在雍州”的一个势单力薄的小国，公元前361

年，因秦孝公大胆采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实行变法图强，从而迅速崛起，一跃成

为富强之国。此后，独尊”法治”的秦国终于由秦始皇嬴政在公元前221年消灭其

余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实现了”六王毕，

四海一”的伟业。新生的秦帝国进一步将法律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个

角落，”法治”第一次战胜了”礼治”和”人治”。根据法家”缘法而治，事皆决于法”、”

法令由一统”和”弃礼任法，重刑轻罪”等法治主张，秦始皇将严刑峻法发展到了

极端的地步，并借此快速完成了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调整。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

进了社会的发展，使秦王朝成为称霸一时的封建强国。但是，由于对”重刑主义”

的极端迷恋，及因此而滋生的极端君主专制，使社会矛盾急剧尖锐，百姓怨声载

道、民不聊生，风光一时的秦王朝很快覆灭在更加残暴的秦二世手里。

从秦朝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主张”严刑峻法”的古代法治理论既有其时

代的先进性，也无法避免其局限性。法家”以法治国”所主张的治国方式是以公开、

公正和客观的成文法制度来反对奴隶主贵族所擅断的、任意的”人治”方式，特别

是”刑过不避大夫，赏罚不遗匹夫”的主张对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贵

族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促进社会公平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其次，法

家在强调法治时，已提出了进行法治的法必须是顺应时势、顺应自然的法：”安

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同时，也必须是合乎民心、适合

于民众的法：”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2]

但是，法家严刑峻法的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第一，法家的重刑理论为历代君王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法的过分

强调必然导致严刑和酷刑。而法家还明确提出了重刑的主张，使人们谈法色变，

如司马迁所说：”法家言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

疏，不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