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docxVIP

??

?

??

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

?

?

?

?

?

??

?

?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永平

全球史(globalhistory)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史传人中国以后，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取得创新。然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中国主要还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欢迎。与他们热烈谈论和倾心引介全球史的热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显得相对冷清，鲜有回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有关系吗？在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分立

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分立是一个既成事实：世界史首先是除中国史之外的地区与国别史，其次才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而中国史则主要是以历代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线索的断代史和各种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者也都很注重这种学科的划分和自己身份的认同，除了极个别学贯中西的权威和大家，大多数学者都会划地为牢，自觉站队，给自己贴上“我是研究中国史的”和“我是研究世界史的”标签，形成两个研究内容完全不同的“学术圈”。如果不这样，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组织”和不被圈内人认同的“学术盲流”一样。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是现实需要的考量。

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立，产生很多弊端，如以研究中国古代史见长的何兹全早就指出“在我们的历史知识中，中国史和外国史挂不上钩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搞中国史的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以致所谓“世界史”讲的是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这种人为割裂的现象造成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不大了解中国史，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不太熟悉世界史的状况。虽然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阅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论著来弥补自己相关专业知识的不足，但是由于两个学科的分立，使得研究者的专业意识与学科方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事实上造成了他们对对方专业知识的了解难免浮光掠影，学术视野狭窄，要么言必称希腊、罗马，要么只知有汉唐而无论世界，所谓培养具有学贯中西、胸怀世界的通识型人才的目标往往流于空谈。

诚然，多年来中国史学界也在不断呼吁构建新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世界通史的编纂中加入中国史的内容，并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和长期实践，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世界通史著作，取得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在编写世界史时，如何处理中国部分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刘新成就提出：“在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后，‘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和中国史本身应该有什么区别？”另外，即使是在世界史著作中加进了中国史及其相关的内容，世界史与中国史往往还是“两张皮”，很难真正融会贯通。因此，如何克服二者之间的分立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从而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有机结合，全球史的探索可以说为历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价值。

二、比较与融通：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

全球史的兴起不仅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新视角，而且还为历史学家观察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了新方法。许多全球史史学家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以及本特利、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等，都将中国史的研究纳入全球范围加以考察，强调跨国界、跨地域范围的比较与借鉴、互动与关联，使中国史研究具有新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学者吸收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历史，产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区域史研究中，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论著中，把中国放在东亚或整个亚洲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审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关系进行阐释。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等论著，以全球视野为参照系，交互比较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在环境史研究中，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等论著，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环境变迁中考察，从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和环境意识的角度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环境变迁的许多共性与特性。

在西方，关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悠久传统，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汉学，或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