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制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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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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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制度发展到晚清以后由于不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而被废除，其对近代中国农村的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农村教育的载体（学校）走向衰落、主体（士绅）趋于边缘、受众（学生）脱离教育，造成了整个农村教育生态的失衡并最终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同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为当前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在如何发展农村文教、构建农村人才回流机制方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废科举；农村文化；影响；启示

Ｋ23：A：1672-8653（2013）08-0016-03

产生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为打破贵族世袭以整顿吏治而创设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不但拓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而且为贫下阶层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和途径，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因此，科举制深刻影响了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人文教育。但是，随着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走向了历史的终结点，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近代农村的文化发展。

一、科举制的废除

晚清以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和中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外族入侵危机，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国家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外患日逞,西学东渐,昔日占毕时艺,不足以有为，”[1]科举制度无法承担起培养革新社会所需人才的任务，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改变科举选士的办法,“以收真才”[2]。因此，废除科举，用新式学堂教育取代科举教育是大势所趋。

甲午战败给中国有识之士当头一棒，各种改废科举的奏折、建议纷纷呈递。维新派及其一些开明人士极力主张改革科举制,要求设经济专科、废八股、改用策论等,如谭嗣同的《论变科举,兴学校》、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科举》、《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唐才常的《时文流毒中国论》等。经维新派的大力呼吁,光绪帝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改革科举与教育的谕旨，1898年礼部颁布《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拟出改革科举的章程，迈出了科举改革的第一步。1901年1月,清廷要求官员门就“改革”问题,妥速议奏。袁世凯等上书“请此数年内,除学堂实系毕业者,届期奏请考试外,其余则专取已经毕业之简易科师范生,予以举人、进士出身”，保留“进士出身”。[3]几个月后,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进一步要求废除科举。同年8月,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从次年起乡会试凡考四书、五经的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正式废除“八股取士”，科试、岁试和童试则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办法进行。9月,朝廷颁旨整顿京师大学堂,改书院为高等、中等、初等学堂，并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培养目标。1903年，张之洞等亦向慈禧太后面奏科举改制事宜，提出科举考试从下届丙午年起，每科递减中额的三分之一，待三科减尽，科举制自动结束的建议。并解释说“科举之废所不便进，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富力强者皆可入学堂矣，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做。况臣之请停科举亦非刻下即行罢废，其所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岁，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4]此后，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疾呼废除科举。折中说:“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将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与各国。”[5]袁世凯与张之洞上述这番话正确地阐明了科举与近代中国教育及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1905年各省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绝无大兴之望。”朝廷迫于形势,遂下诏于1906年停止科考，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终被废除。

二、对农村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张鸣曾指出“自新政以后，农村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的毁去，新教育的不来，而是农村社会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中国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6]科举制的废除对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科举制作为连接上层政治与乡村士绅纽带的断裂，直接导致以乡绅和宗族为基点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农村的解体，进而影响到农村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

（一）传统农村文化载体（学校）走向衰落

古代中国，书院、私塾等以科举制为根本，成为中国农村学校教育的基地，担负起农村基础文化教育的重任，并依托传统的宗族制度维系着农村的风俗文化和社会秩序。由于中国传统教育耗费较低，故“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7]然而清政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