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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红军长征中中共政治资源的优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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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水华++刘聪丽

[摘要]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长征中还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中共政治组织资源重新优化整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长征胜利，三大主力会师，中共得以凝聚全党的智慧，政策水平软实力大大提升。长征途中，中共还成功地对沿途群众、收编的旧军队、彝族等少数民族、地方实力派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革命中心转移到北方，并置于抗日民族战争前线，中共政治资源在空间上获得拓展，在时间上得以延伸，长征胜利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获得感空前增强，长征所彰显的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优化整合

现代政治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党政治，维系政党特征及相应地位的是它具有相当规模的且比较稳定的政治资源，对政治资源的获取是一个政党内在的本质要求。政治资源各元素构成可以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两个部分，包括政治理论、政策水平、政治力量、政治组织、政治统治区域、政治影响力、政治获得感等。中国共产党由一个50多人小党发展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就是一个不断获取政治资源、发展政治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夯实社会政治基础、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最艰难却又最辉煌的历史，最危险当属党内出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最艰难、最辉煌的莫过于战略转移中战胜自然极限的挑战、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保存和发展了各种政治资源。如果说第五次反“围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可资政党参予政权以维持政治稳定，或推动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的任何物质和非物[本文来自于Www.zZ-new.Com]质的”[1]政治资源，使中国革命走了一条“S”型弯路。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政治资源的严重损失却因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而出现了逆转，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由苦难走向辉煌的新起点，是中共重组政治资源的新契机，红军长征胜利则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重新整合、优化和拓展。

红军“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2]“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是红军长征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重新组织和发展最具形象的描述。

一、遵义会议调整中共中央组织机构，整合、优化了党和红军的政治组织资源

政治组织资源是一个政党的核心资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中共事实上是被剥夺了独立自主决断自身组织与革命发展的权利，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召开的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决定将最大限度地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有丰富农村革命经验、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经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遵义会议前，中共实际组织领导是由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自感最为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3]的24岁博古和所谓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31岁的李德（实际上共产国际始终没有明确其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身份和指示中共的权力），凭借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全面负责党和红军的政治与军事工作，即便有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也是面临两难，只有苦撑危局。“左”倾错误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说明遵义会议前，中共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地利用这一既有的政治核心资源。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政治组织资源重新整合、优化。一是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地位。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取消以李德、博古为主组成的老“三人团”最高军事指挥权，自主选择领导人，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逐步开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组织领导体制逐步确定。值得一提的是，此后中共能够更加注重中国实际，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争取和利用外援，可以说“长征的胜利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4]。二是红军长征中，批评和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长征中党内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与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做了坚决抗争，长征途中的两河会议、沙窝会议及长征结束后1937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都批评和清算了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