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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小说《人面桃花》的历史叙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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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婧

摘要：格非的小说《人面桃花》讲述的是晚晴末年、民国初年江南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巨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小说叙事角度、叙事策略等方面分析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并探讨以《人面桃花》为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对文学、历史学以及当下与未来的洞照和反思性意义。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小说；叙事策略；历史哲学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方法和流派，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路易斯·蒙特罗斯等，新历史主义强调从政治权力、文化霸权、甚至意识形态等角度，对文本进行综合性的解读和阐释，其真实意图是要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批评，形成新的文化阐释的叙事范式，通过这种叙事，重新体验和敞开事实和历史的各种版本。

格非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长期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新历史小说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类型之一，在他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被重新的定义，历史不再是宏大正统的历史，而是变成了可以被任意改动甚至解构的历史。《人面桃花》也是格非作为先锋派小说家创作的一部以呈现寓言化、心灵化的历史为主的新历史主义小说。

一、历史视域下的文学叙事

叙事策略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面桃花》作为“寓言化”的长篇新历史小说，年代背景基本上都被剔除或虚化了。历史纵向的流程、事实背景和时间特征就被“空间化”了的历史结构、永恒的生存情态和人性构成所替代。作者为了实现这一过程，也使用了一定的文学叙事策略与叙事技巧，其中主要采用了“民间视角”，以及运用了“空缺”手法。

相对于主流政治模型的历史叙事，新历史主义叙事倾向于“民间”的，它常常是以与民间历史叙事相近的面目出现的，体现了“边缘化”的或者“暧昧”的立场与趣味。民间历史叙事本身就包含了“反权威”的历史理念。《人面桃花》讲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江南小镇普济，主人公和其他小说人物也都是普通人，它的主要历史事件是清末民初动乱大社会背景下的几场小失败的革命。文本叙述的视角可以说是完全“民间化”的。这是对宏大历史叙事最直接的消解。

传统的小说中，时间的延续性和故事前后的延续与因果关系是鉴定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格非在他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中，有意地打破时间的延续性、颠倒甚至混淆事件的前后因果关系，频繁地使用“空缺”这一叙事策略。

一方面，格非在叙述极具历史悬空的故事时，有意地虚化和淡忘历史背景，真实的历史完全被架空，文中多次出现类似于地方志、历史志的文字，一类是对文本中人物生平的介绍，多用官方话语写成，强化了人物和故事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一种可能存在，另一类是张季元留下来的日记，也暗含了张季元的身份背景和当时的历史实景。这些文字都是对叙述的故事的一种补充。而有些“空缺”，直至故事结束作者也未补齐，比如秀米成为花家舍的压寨夫人后流落日本的十年，秀米父亲发疯的真正原因和失踪后的去向，这些未知的空缺都未得到解答或是补充，历史的真实性在这样的“空缺”下又显得有些刻意。而亦真亦假之间，历史与小说之间的艺术与哲思的魅力与智慧也就显得越发巧妙。

二、历史的不可知与对个人的关照

作为先锋派作家，格非对历史的理解超越了启蒙主义的宏大历史观和历史必然伦的认识。“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由原来着眼于主流历史的宏伟叙事而转向更小规模的‘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叙事；由侧重于表现外部的历史行为到侧重揭示历史的主体——人的心理、人性与命运；由原来的努力使历史呈现为整体统一的景观到刻意使之呈现为细小的碎片状态；由原来表现出极强的认识目的性——揭示某种‘历史规律，到凸现非功利目的的隐喻和寓言的‘模糊化历史认知、体验和叙述。”

这实际上是体现了格非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历史情怀，体现了把历史“交还于人民”的意志，“这是由其人文主义思想内核所决定的，它必然把解构皇权政治、宏伟历史模型、完全遮蔽了底层公众的国家历史叙事当做重要的使命，要把历史的主体真正还原到‘单个的人”。

笔者认为，在《人面桃花》中，比起对乌托邦世界的追寻或是对大同革命失败的追问，作者实际上是把更多的关怀放在了个人身上。无论是主人公秀米，还是诸如老虎、喜鹊之类的小人物，在作者的笔下都是丰满的，令人愿意全身心地去读懂、去理解的。本文以主人公秀米为例来谈这种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对个人的关怀。

小说从因《桃源图》而发疯的父亲突然离家出走开始讲述，之后革命党人张季元来到家中居住，世界的神秘在猝不及防中对秀米打开。革命党被剿灭，张季元莫名惨死，他留下的一本日记让秀米懵懂地知道了什么是床笫之欢、也让秀米隐约领悟了革命党创立大同世界的动机。秀米在出嫁途中被花家舍强盗劫走，辗转流离之后，以革命党人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普济。而在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桃花源的迷恋、张季元对大同世界的梦想……一个平凡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