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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清末民初女权意识的发展及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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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敏米帅毛佳璋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女权思想萌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女权思想逐步发展升华。研究这一时间段女权思想的发展有利于了解清末民初的社會状况，也有利于指导现代女权思想的发展。小说创作在清末民初时期逐渐深入民众生活，小说作者从民众角度来反映民众思想和教育民众。小说中反应的女权思想，既是对当时民众思想的反映，也包含了作者对民众的教导与期望。

关键词：清末民初女权意识小说

清末民初，早期维新派已关注国难中的女子，认为女子必须承担时代责任。陈虬、郑观应、宋恕等人从废缠足、兴女学与平等婚姻角度初步构建了女权基本理论框架。1898年，女权与国运相联系，由康有为主导，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已有雏形的女权思想体系形成。

一.“废缠足”的胜利

国难当头的清末民初时期，要使女性担当社会责任，则需面对旧礼教对女性的典型压迫——缠足。

早期维新派的“男女平权”思想，大谈缠足危害，提倡建立废缠足的法规。陈虬所作《弛女足》论述了缠足对国家，对女子的危害。“裹足之禁不严，承平之日，已渐遏其生机（中国生人根机渐弱，未必非母气被遏所致），乱离之秋，无异坑之死地。宜严禁裹足。”[1]“中国生人根机渐弱”、“坑之死地”分别道出缠足对国家和女子的危害。陈黻宸与郑观应更加细化缠足之害。陈黻宸通过“阴阳之道”直抒缠足对国、对女性的危害。“一阳一阴，天之道也，顺之则和，逆之则戾。”、“我华生人四万万余，而忍弃二万万人于无用之地也。且不惟弃之而已，又从而残之贼之，雕之琢之，矫之揉之。”[2]其中阴阳本为平等两方，“残之”、“贼之”便说的是缠足摧残女子身体。缠足使女性“不能释此愁怨之态、毒楚之情，颠连疾痛之状。”[3]国家的兴盛无望。小说《天足引》中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十全因有一双小脚嫁给了富豪，受尽宠爱;妹妹双全因一双天足嫁给了清贫的书生。后来匪患四起，十全因小脚受尽折磨，而双全依靠一双健康的天足为全家解难。后朝廷推行新法，有“不缠足”一条，双全因此被推崇为榜样，受封为一品夫人。这部小说通过戏剧性转折情节唤起民众废缠足的想法。

戊戌维新时期将缠足的危害与国家命理、女性独立联系加深。《变法通议》提出生利分利说，“无业之人，必待养于有业之人。”所以“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则“男子亦极苦”。[4]缠足危害女性身体与思想，受男子所养，增加男子负担，而国难当前，男子无法一力承担兴国之责，所以废缠足是时代所需。1906年的《美人烟草》中女学生琴子自愿做苦工、开烟草铺资助爱人完成学业。琴子是女子学校里的“新女性”，小说中展现了她自力更生的可行性，间接将女子独立、与男子平等的思想展现出来，虽然故事的结局是被人告发，展现了女子独立在当时社会的可行度很低，但独立平等思想已显现。

辛亥革命时期，主张妇女从事革命的文人痛斥缠足危害。“今我中国吸烟缠足，男女分途，皆日趋于禽门鬼道，自速其丧魂亡魂而断绝宗嗣也。”[5]著名文人金一在《女界钟》中说明缠足对国家运势的极大危害。革命家秋瑾在弹词小说《精卫石》中，借女主人公鞠瑞之口，高声呼出对缠足的斥责。辛亥革命成功后湖北军政府发布了妇女放足的通告。“缠足由来最可羞，戕残自体作莲钩。皮鞋黑袜天然足，笑彼金莲最可羞。”一首民间竹枝词表明民间对废缠足的支持。

二.“兴女学”的提倡

早期维新派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由王韬、李圭提出，陈炽深化的“男女并重”的“三代女学”主张女子学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陈炽所作《庸书》中有《妇学》一篇，依靠“乾坤”平等来论证男女教育平等，提出女性应有受教育权。但受教育的内容也离不开旧的女学，即女工一类。郑观应要求学习如汉代班昭《女诫》等集中叙述规范女子行为的著作。

在戊戌变法中，更加详细阐述了女学不兴的弊端。

《变法通议》中特立《论女学》一节，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而“欲强国，必由女学”。[6]梁启超严厉地指出“孟子曰：‘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7]并就当时中国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提出了四大“义”：

一义为生利分利说。即“无业之人，必待养于有业之人。”所以“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则“男子亦极苦”。[8]这一义重点是“人人足以自养”，重点是妇女职业教学。二义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梁启超认为如果女子不学，就会目光如豆，而传统才女之学的郁结之情会消磨男子才气，加剧家庭氛围的忧闷。兴女学利于男子“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9]三、四义是从后辈教育论述，强调母教与胎教的重要性。对幼童而言，“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10]，可见母亲对后辈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女子群体的国民思想加深，求学主动性增强，主张学习国际、学习科学理论。

五四新文化时期，女学倡导女子健全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