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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禁烟的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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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洁杨舒雅
摘要:室内全面禁烟的枪声在几年前就已经打响,但社会效益甚微。相比室内,室外公共场所吸烟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近两年各地禁烟调研数据,结合经济学相关理论及行政执法手段,浅论公共场所禁烟的必要性。
关键词:公共场所禁烟;经济学理论;行政执法
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了室内全面禁烟并规定全面禁烟范围,全国不同区域还针对在禁烟区域吸烟者的处罚作了相关规定,有的为单罚制,即对吸烟者处于相应的罚款;有的则实行双罚制,除了处罚违法吸烟者还处罚禁烟公共场所所在单位。为了加大禁烟力度,北京推出控烟新手段——联合多部门执法,将违反吸烟行为纳入信用惩戒范畴,与行政纪律处分双管齐下,更是在2019年初将电子烟纳入禁烟范畴。
一、我国各地禁烟现状
(一)立法现状。全国大多数地方都出台了禁烟令,禁烟令从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室内公共场所,主要集中在工作场所、教学区域、医疗机构、政府机构、青少年、妇幼积聚地以及餐饮、娱乐场所等人口流量大的地方。对于室外公共场所,作出禁烟明文规定的还处于少数,禁烟令自实施以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的决定》获通过,并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深圳的这一控烟条例不仅将电子烟纳入禁烟范围,还将交通工具室外站台与排队等待区域明确纳入禁烟范围,第一次对室外公共区域禁烟作出了规定。
(二)人口密集的室外公共场所应当纳入禁烟范围。将室外人口密集的公共纳入禁烟范畴是促进禁烟完成的必要手段,根据2017年江苏工作场所禁烟及二手烟暴露分析可以看出,在非吸烟群里中有过半数的人暴露在二手烟中,其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几乎每天都会接触二手烟,其中青年群体暴露比例最高。[2]同理,在处于人口密集的室外公共场所禁烟也具有其可行性,例如商业街道、广场、设有人行道的步行区。这些区域即使处于室外,但是人口流动量依旧很大,一旦有人吸烟,来往行人很容易就成为二手烟的受害者。
二、经济学视角下吸烟自由权的让渡
从经济学角度讲,烟草的生产和销售能为烟草行业的从业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为政府创税收,也能增加社会就业渠道。但是,吸烟的巨大却成本不容小觑。
(一)经济学理论下禁烟收益大于成本。室外公共场所禁烟保障了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但同时也损害了吸烟者吸烟自由的权力,公共场所是否应当禁烟取决于行政管理保护利益背后的相对成本。正如同刑事制度中的辩诉交易一样,被告人会选择通过认罪来换取一个较轻的处罚结果,而不愿冒着可能承担更为严重的刑期风险去追求真理,即使他深知自己是无罪的。如果一个轻罪认罪的成本远远低于寻求事实真相的风险成本,那么经济学的角度讲无疑是可取的。
(二)公共场所禁烟——政府管控的合理性。经济学家庇古认为,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以此消除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3]这种理论被称为庇古税。而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则认为在考虑社会问题时除了要研究问题出在哪儿,还要探索阻碍问题解决的交易成本是什么。[4]
三、经济学下的行政裁量基准
基于人类行为的双重性,可以将人类行为分为主动行为与被动行为、自律行为与他律行为。主动行为是个体自我启动的行为,通常受益人是自己。被动行为则是因他方请求或强制进行,受益方往往不是自己。自律行为是主体对自我的约束且愿意接受约束。他律行为是行为主体接受外界约束,如法律、法规等社会规范,往往为非情愿。[5]
(一)被动禁烟向主动禁烟转变。有效的禁烟应当由被动转为主动,执法部门应当在公众场所设置禁烟标识以及加大对吸烟危害性的宣传,让公众更清晰的认识到吸烟的危害。同时,在公共场所可以公示因违法吸烟被纳入信用惩戒人员名单,加大禁烟执法的力度与威信。针对青少年群体,政府应加大吸烟有害健康宣传,并结合相关部门,例如医院,公示因吸烟导致疾病的数据信息,让青少年从源头远离烟类产品诱惑。
(二)他律行为转为自律行为。从烟类产品的生产、销售角度出发,烟草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可以从烟的包装、税收方面入手,包装图案统一换成与疾病相关的暗色系,并在明显位置标注吸烟有哪些危害结果,而不是赋予往常靓丽、鲜艳的图案。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当从不同通过不同渠道向全民宣讲禁烟目的,禁烟不是限制自由,而是通过社会全体控制自身自由权的行使从而获得更多的自由,提高全民自我保护意识、守法意识、互利共赢意识,阻止吸烟萌芽。
(三)通过非强制行政行为禁烟。行政机关通过利益诱导、道理说服及依靠政府的威信赢得服从。[6]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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