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的障碍、决定因素及政策建议.pdf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我国制造业的

数字化转型面临“集成陷阱”和“中小企业陷阱”二大主要的实施障碍。通过分析50

家中国获评的“灯塔工厂”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情况，以及在“智改数转”工作中处于全

国领先地位的苏州市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的经验，总结了影响我国实施制造业数字化改造

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的具体的政策建议。有效

回答了当前“企业家如何开展数字化改造”“地方政府如何开展‘智改数转’全产业链

培育工作”这两大关切问题，对于我国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基本趋势和背景下，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

直是全球各国关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探寻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也是各国工业政策经

久不衰的议题。Gereffi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指出“产业的转型升级表现为产

品升级、经济活动升级、部门内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四个方面”；Humphrey和Schmitz

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四种方式：“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产业升级，前三种

都是产业内升级,第四种是产业间升级”。从全球实践来看，1970—90年代，以丰田生

产模式为代表的精益生产、摩托罗拉公司首推的六西格玛质量过程管理、哈默和钱皮提

出的业务流程再造等管理变革，推动全球制造业不断改善和优化经营效益；20世纪末随

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逐渐折射到制造业，在此基础上2013年以德国为代表提出了以

大规模定制为特征的工业4.0概念。在工业4.0时代的智能制造，“其核心是动态配置

的生产方式，关键是信息技术应用，本质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来实现‘智能工厂’”。

从中国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后大量落户我国的外资制造企业及其本地配套供应商，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也陆续实施了一定的运营改善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制造业处

于“微笑曲线”的低端，这些运营改善并没有使得我国实现在GVC上的转型升级，与世

界制造业的发达水平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考虑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面临的

外部竞争压力，国内许多专家在“入世”前后也提出了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譬

如刘志彪指出，“沿着‘微笑曲线’从低端的‘生产’到两端的‘创新’和‘营销’，

逐步从OEM推进到ODM再到OBM，需要分阶段采取不同的转型升级措施”；金碚指出中

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越来越大。

然而，关于转型升级的研究持续了近二十年，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制造业实践发生质

的变化？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受制于全球产业分工和国内资源条件约束，我国的制

造业整体缺乏转型升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我国的制造业整体处于工业2.0和工业3.0

之间的水平，尚处于追求效率和规模的粗放型增长阶段。但是这种困境近十年来逐渐获

得了扭转：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同时成

为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强国；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发

达的东部地区持续多年的“用工荒”不断推高了制造业的用工成本，同时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以下简称为“智改数转”）所需的软硬件供应商发展迅猛，像苏州、深圳

这些制造业强市又陆续推出工厂数字化改造专项补贴，使得企业“智改数转”的实际成

本快速下降，这同步的“一升一降”推动更多的企业高管作出“智改数转”的决策。

Oztemel等认为工业4.0定义了一种从机器主导制造向数字制造转型的方法，由网

络物理系统、云系统、机器对机器通信、智能工厂、增强现实和模拟、数据挖掘、物联

网、企业资源规划和商业智能、虚拟制造等构成。数字化改造通过生产设备的互联开发

了设备的潜力提高了效率；通过生产运营数据的积累和挖掘优化了生产和业务流程；通

过人工替代实现了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损耗和浪费的减少；通过工业互联网的接入从本

质上突破了企业的边界，极大地促进了开展端到端的创新服务模式。当前全球包括我国

的实践表面，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已经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最为有效的途径。

因此，对制造业数字化改造障碍、决定因素的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制造业转型升级

理论、促进对转型升级实施路径的深入探索，并从产业实践上实现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

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根据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企业外部的宏观层面、较少具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