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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品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

冲突及破解对策

作者：秦蜻

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4年第01期

摘要：食药品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不同于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立法应赋予检察机关独

立的公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使之与消费者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竞合。同时构建符合公益诉讼特

点的惩罚性赔偿计算新模式，以“不法利润”和“损失”作为基数更具有理论正当性和诉讼价值，

在衡量“主观恶性”与“损害后果”程度基础上设置精细化的弹性惩罚性倍数。

关键词：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过罚相当

一、对食药品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司法适用的检视

食药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有力打击和震慑了食药品安全犯罪，但由于立

法没有对该项制度作出系统规定，而是借鉴参照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司法实践中出现诸

多争议。

（一）检察机关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通过对2018年以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食药品刑附民公益訴讼案件梳理发现，有关判例不

支持检察机关提出公益惩罚性赔偿请求的理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仅规定了消费者、受害人因私益损害可以提起惩罚性赔偿，

检察机关不是消费者，不是适格的请求权主体。刑附民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不同，被告人

承担了刑罚，不应再判处“惩罚性赔偿”，否则会让被告人受到“双重惩罚”而导致不公。没有实

际损害后果，就丧失了要求惩罚性赔偿的基础，判决经济损失应以实际物质损失为限。［1］

有关判例支持的理由包括：2016年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1款列举的民事责任用“等”字概括，可以解释为包含了惩罚性赔偿

责任。2020年、2021年最高法两次修订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规定消费者提出惩罚性赔偿，法院应予支持，检察机关提出公益诉讼参照适用本规

定，因此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公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性质，检

察机关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存在“法条借用”“目的性扩张解释”的嫌疑，而实践中赔偿金上缴国

库的做法加重了对检察机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正当性的质疑。

（二）惩罚性赔偿主体与责任的划分具有多元性

判例显示，一是涉及多层经销主体时，有上家承担、下家承担、上下家承担连带责任几种

模式。［2］二是同层级分工不同的共同犯罪主体，根据主观过错、行为后果、获利情况出现

从犯不承担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承担划份额的连带责任几种模式。［3］因被告人导入诉讼

程序的时间和诉讼类型不同，出现对同一销售行为重复惩罚的现象。原因在于：一是受刑事诉

讼程序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0条

规定，刑附民公益诉讼中被告人与刑事被告人无须一致。法院主流观点却认为刑附民公益诉讼

被告，应当和刑事被告人范围保持一致。［4］受刑事诉讼程序、侦查效果、刑事证明高标准

影响，导入刑附民公益诉讼程序的被告人范畴会缩减，变相加重了其他先导入程序被告人的赔

偿责任。二是受诉讼顺序的影响。因犯罪行为被查获、审判时间不同，根据私法中赔偿连带责

任和先行赔付规则，先导入程序的被告人可能实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是受司法裁量权影

响。根据私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协助者都是连带赔偿责任主体。刑事主体分主从犯、帮助

犯等，刑事从轻、减轻情节会实际影响赔偿主体的责任，审判机关有自由裁量权。［5］

（三）惩罚性赔偿计算方式具有多样性

判例显示赔偿基数有“生产销售金额、消费者支付金额、损失、不法利润、被告自认金额”

几种模式，“倍数”有3倍、10倍、法院自由裁量倍数三种模式。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基数与倍数

具体标准，司法判例中出现多种组合方式，其中以“生产销售金额”10倍标准计算出的金额过

大，存在“过罚失当”和执行难的弊端。以“消费者支付金额”作为基数计算出的金额过小，不足

以起到惩罚与威慑效果，还存在赔偿金应当向特定消费者分配但消费者未发现并制止违法行为

而获得高额赔偿金正当性不足的逻辑矛盾。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侦查效果、检察机关举证效

果、法官自由裁量权，如刑事量刑情节能否作为公益惩罚性赔偿金的酌情情节亦存在不同判

例。［6］

（四）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未能有机衔接

食药品刑附民公益诉讼中被告人可能会同时承担行政罚款、罚金和惩罚性赔偿金三种“责

任”，这三种责任能否抵扣司法实践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因民事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