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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的思考

结合增值税的留抵退税而言，具体指在纳税人的进项税超过销项税时，会出现当期得不到足额抵扣的现象，不过却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结转下一期的抵扣税额，因此增值税留抵退税也被称为超额进项税。目前我国大约有30%的企业存在规模不一的留扣税额，累积值高达数万亿元，在大量留抵税额得不到退还下，在一定程度会制约企业的发展，结合其他国家所落实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因此在针对当前我国增值税留抵退税落实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优化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的思考，实现进一步的营商环境优化，满足政府财政分配调整的需要。

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落实价值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和推广并非盲目开展缺乏针对性，而是在受到国家形式影响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应运而生，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税务改革工作中，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而言，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落实中，需要在税务管理中进行工作，既可以提高企业在发展中的流动资金量，降低企业在财务费用上的支出，也可以对我国社会中的行业规范进行梳理并对退税条件和流程进行规划，能更好发挥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价值，满足各方面的发展需要。

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落实缺陷

(一)退税门槛设定高，制度推广效率低

目前在增值税留抵退税中，存在着明显的退税门槛高，退税效率低的问题，在退税门槛方面，对纳税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纳税人需要在申请退税前的两个季度，新增的留抵税额大于0，同时第六个月的留抵金额新增量高于50万元。

第二，纳税信用等级为A、B；第三，在申请退税前需要在之前三年内没有出现过骗取留抵退税的行为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第四，纳税人申请退税前需要在之前的3年内没有偷税处罚记录；第五，在2019年4月之后，没有享受过即征即退、先征后返的纳税人。结合纳税信用等级，对于新设企业而言，信用等级为M，不能满足留抵退税的制度要求。在留抵税额的门槛较高下，既降低了创业企业的预期收益，也限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落实，需要进行问题的解决。

(二)退税操作缺乏合理性和相关风险的防范不足

在目前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落实中，存在着退税操作缺乏合理性和相关风险防范不足的问题，下面进行具体分析。结合国税总局相关文件对退税办理流程的规定，仅在原则性方面给予了明确，具体为“窗口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和窗口出件”等，没有对留抵退税管理的办法进行系统性的引导规范，且在操作上也缺乏指引。具体而言，在退税操作缺乏合理性中，受相关制度缺乏的影响，在发现申请退税企业存在着增值税涉税风险时，可以暂停办理业务开展，不够对增值税涉税风险的意义、风险却无明确的定义，因此在基础税务机关无法了解实际增值税的涉税风险下，无法提高操作的规范性；在风险防范中，理论上存在着一种骗税风险，与出口退税类似，需要相关单位做好申请退税企业的审核工作，虽然当前对申请退税的工作要求较高，不过仍然可能存在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多核算进项税，或者出现少记和延缓销项税的核算，实现留抵退税骗取的目的。

(三)忽视留抵税额存量的处理

针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落实情况看，结合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和考虑后期的企业投资、研发和扩大生产等方面，目前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的应用，只针对增量的留抵税额进行考虑，并未对以往存量的留抵税额进行纳税人的退还，制约了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价值的发挥。即使在2019年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落实前，已经有部分制度针对纳税人和具体行业进行了存量留抵退税工作，不过存量留抵的退税量较低。结合国税总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整体留抵税款的退还量仍较低，不利于促进市场主体的发展，同时也会制约减税降费等相关政策的推进和落实。

(四)退税比例较低，缺乏退税获得感

结合当前的留抵退税工作，很多企业在享受留抵退税制度中会受到退税比例的限制。结合当前的退税政策，纳税人的退税额度为增量留抵税额和进项构成比例的60%，新增留抵退税额仅为增量留抵税额的60%，且受到进项构成笔比例的限制。结合进项构成比例而言，是在企业抵扣增值税中，若存在支付通行费、免税农产品收购等费用，且凭借非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海关缴款书进行抵扣计算时，上述进项构成比例会低于100%。为此，无论是60%的限制，还是进项构成比例的限制，会使纳税人无法对增量留抵税额的退还进行全部获得。在当前退税比例较低下，不利于提高纳税人的退税幸福感，且不符合国际的一贯做法。

(五)省以下退税财政分担机制差异大

在进行实际的退税中，会涉及政府间的退税分担机制，当前中央与地方逐渐的退税分担机制较为明确，主要的政策落实需要让增值税收入多的地区承担更大的退税，以缓解地区之间的财力，提高退税制度的公平合理性。不过省下的退税财政分担机制，不是由中央进行设置，而是由省财政部门在结合省下财力状况和财政体制后，进行退税财政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