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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认识论对《文心雕龙》的历史性献功探析

内容摘要：非常之事物必有非常之渊源，非常之渊源造就非常之事物。《文心雕龙》的出现同样如此。就内因而言，《文心雕龙》的重大成功固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滋润息息相关，但就外缘而言，也是与佛学认识论的重大补益与升华密不可分的。佛学认识论对该著的历史献功，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缘起观的影响，二是平等观的影响，三是大无畏观的影响。这就是《文心雕龙》之所以植根于儒道二家而又能超越于儒道二家，因此横空出世于时代峰巅并历万劫而不朽的根由。

关键词语：佛学——认识论——文心雕龙——历史影响

非常之事物必有非常之渊源，非常之渊源造就非常之事物。《文心雕龙》的出现同样如此，它既是历史文化中的一大创造，又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总和与必然产物。惟其如此，对《文心雕龙》所以造就的历史文化根源进行“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探析，对于我们确切把握这一钜制的内涵与意义，是大有裨益的。

要确切把握《文心雕龙》的历史文化根源，首先必须把握其具有核心意义的认识论根源。所谓认识论根源，具指认识客观事物时最基本的哲学依据的所自从来。《文心雕龙》认识客观事物最基本的哲学依据，如同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一样，来自三个方面：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该著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三家学说的系统融合。关于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对该著的指导意义，学界已经作出详尽论述，此处不赘。下面试就佛学在认识论方面的历史性影响，做一点探索性品读，以就教于大方之前。

一、佛学缘起观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缘起论是佛教全部理论的基石，是佛教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逻辑起点，也是佛教区别于其他宗教与哲学的最大特征。在佛教概念系统中，“缘”就是事物之间因果关系中的“因”，即原因、前提，“起”就是“生起”，即原因和前提所必然生发的结果。它所强调的，是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灭变化都毫无例外地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亦即各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聚合，以此来说明因果关系在事物的生成与发展中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的作用，将世界上一切存在通贯于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里。正是这一张内在有据而无所不包的大网，以普遍联系的逻辑链接，为宇宙万物的发生与存在，提供了终极性的根由，赋予了佛学的认识论以本体论的品格，并以其内在联系与系统联系的理论属性，为宇宙万物的运动与发展，提供了可资验证的依据，赋予了佛学方法论以科学性的品格。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种因果理论的形象概括与科学演绎的典型范式。

如此广阔、严密而又深刻的哲学覆盖和概括，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是唯见于佛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而不见于此外的任何一家哲学体系与宗教体系之中的。佛学的这一科学的演绎，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异曲而同工，不约而互通的。这就是恩格斯之所以对佛教中的思维方式给予如此崇高评价的根由：“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佛学缘起论所形成的独标一格的思维方法融入中华传统的方法论并给中华传统的方法论以重大的理性补益，在我国南北朝时代的传译佛经的活动中就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出三藏记集》卷第八收录支道林作《大小品对比要抄序》一文，谈到其“揽始源终，研极奥旨”的原则时曰:“或失其引统，错征其事巧辞，变伪以为经体，虽文藻清逸而理统乖宗。是以先哲出经，以胡为本。”支道林的观点说明了两个重要的理论事实：一是揭示了以缘起论为总归的佛教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揽始源终，研极奥旨”；二是揭示了“揽始源终，研极奥旨”的思维方式与佛学的因缘关系，这就是“以胡为本”。在南朝著名佛教徒中，慧远也持有这种追根索源的思维方式，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以明晰的言辞陈述了以佛教为穷极根源之道的见解。慧远的这种思维模式，还体现在他的其它著作如《明报应论》、《阿毗昙心序》、《三法度序》中。《出三藏记集》卷第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序》曰：“今悉标出本经，注之目下，抄略既分，全部自显，使沿波讨源，还得本译矣。”“沿波讨源”和“原始要终”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都体现为一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不见于中华传统思维方式而独擅于以因果为逻辑总纽带的佛学思维之中的。佛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对刘勰的写作产生影响，在《文心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