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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语文《师说》原文鉴赏

高一语文《师说》原文鉴赏

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

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

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

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

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

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

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

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

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

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

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

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

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

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

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

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

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

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

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

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

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

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

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

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

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

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

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

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

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

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

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

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

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

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

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

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

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

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

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

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

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

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

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

(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

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

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

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

“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

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

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

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

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

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

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

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

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