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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是文言教化造就了白话大师，文言学习形成纯粹、高雅的汉语语感，文言是白话的根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绚烂”的群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他们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运用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90%以上用白话写成，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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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显明比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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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种现象的缘由当然许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说明，也是最根本的说明，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头起先，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化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化的文言教化。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语文教化”，即20世纪三四十年头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化”，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头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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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时期就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跟随他们成人，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高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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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运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建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方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肯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高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五十年头到八九十年头的大陆作家、学者，整体上文字水平(主要是白话表达水平)，难以与上半叶的大师“比肩”，根源就是少年时代“语言敏感期”接触的文言愈来愈少。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成为“白话大师”，开白话运用的一代风气，根本缘由是，他们在19世纪接受了系统、全面、深化的文言教化，可以说，这些“白话大师”们，少年时期在文言的“酱缸”里浸泡过的，成人后登上文坛，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文言的滋养。而20世纪五十年头到八九十年头的文人、学者们，少年“语言敏感期”，恰好处在大陆的所谓“现代语文教化”从诞生、发展、再发展的时期，也即三十年头到七十年头，此时，正是大陆所谓的“现代语文教化”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语文课本摒弃文言愈来愈多的时期，大陆语文课本在七十年头彻底告辞了文言。因此，五十年头到九十年头的成人的文人们，少年时期接触文言的数量“一代少之于一代”，因而他们成人时的文风也基本上“一代逊于一代”。几十年来大陆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干净、朴实。不行否认，这正是所谓大陆“现代语文教化”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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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语言敏感期”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的文言，成人后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少年“语言敏感期”仅仅涉猎极少的文言，或者仅仅学习白话，哪怕是一流的白话，那么，成人时期，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白话学习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现代语文教化”的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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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听听香港闻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的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细致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