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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生长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处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核心位置，为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关键性的学理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40年来，学界同仁持续从实践中提炼总结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推动基础理论研究逐步实现了从事实研究到理论研究的自觉跃迁，[1]并发展为对学科具有高度概括力、统摄性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势头渐缓，并逐渐暴露出理论创新性、知识自主性、现实指导性等方面的局限。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基础理论研究的生长性问题。系统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范式特点与发展问题，深入探索基础理论研究的生长向度与发展空间，坚持基础性研究与新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一、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范式的总体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学科的立论性研究，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何以是其所是、何以存在等本体论问题。总体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范式具有“形上性”、基础性、“形式化”等特征。

1.自我确证诉求驱动下的“形上性”价值旨趣

“形上性”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范式在信念与价值层面的特征。“形上性”，即“形而上学”性。“形而上学”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意为“在物理学之后”。安德罗尼柯用“形而上学”命名其收集并编于《物理学》之后的亚里士多德遗稿。在《形而上学》这本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作为存在的存在”，他所要“寻求的是本原和最高的原因”，要把握的是最普遍意义的、不变的、与感性质料分离的关于世界的终极性原理。[2]由此可见，“形上性”在本质上是指“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3]囿于时代思维范式的限制，在这种思维意向下所形成的传统形而上学理论备受诟病，被批评为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历史局限背后形而上学超越现存、追求真理、自我确证的理论旨趣与思想初衷。

作为学科的立论性研究，基础理论内蕴学科自我确证的底层逻辑，奠定学科关于自身的根本认识。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在探讨本体本质、源流演进、内涵性质、矛盾规律等问题时，其理论追求与研究信念往往与“形上性”的思维旨趣不谋而合。在这个意义上，基础理论研究肩负着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确立安身立命之“本”的重要使命。因而，与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不同，基础理论研究不关注表面化、经验性的现象，它所要探究追求的是超越表象的原理，以支撑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理论体系，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科学化实践效能的现代学科”。[4]在基础理论研究者看来，对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根源性、规律性问题的追问过程就是使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过程，就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立法”的过程，就是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作出理论阐释和逻辑证明的过程。由此，“形上性”的信念与价值属性可以说是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范式的根本特征。

2.反思守正意识观照下的“基础性”研究视域

从研究视域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较为关注具有高度阐释力、指导性、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多关注现象领域，着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某段具体活动过程或某一具体概念、表述、理论；而基础理论研究视域则锚定“关于理论的理论”，即能够作为一般理论的基础、前提、根源，具有一定“元”性质的理论。具体而言，2016年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为什么要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形成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根源性的基础研究成果。”[5]也有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进行了明确的类型层次划分，可分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方法论），其中“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原则方法—具体方法与实践”形成了由上自下层层指导的关系。[6]还有学者对基础理论成果范畴进行梳理，指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加强对学科范畴内一般规律的研究，形成系统认识。[7]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如此关注基础性问题，就在于它在学科理论体系中的定位较为特殊，是处于“上位”的理论形态。要为其他学科理论奠定基础，要为学科实践提供指导。受其“形上性”价值旨趣的影响，基础理论研究自觉地蕴含着理论的反思与守正意识，要在全局性、长远性的意义上对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学理诠释，要对学科的理论进行整体性反思与指导；它关注的不是感性直观的存在，而是最一般、普遍、抽象的“作为存在的存在”。尽管学界目前尚未形成关于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统一规定，但已形成了“基础性”问题的总体视域指向。随着专业建设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