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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理、问题指向和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创造性地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论断，反映了党对文化主体性概念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学术自觉的提升。为了厘清“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从理论上阐明其建构逻辑和范畴结构，学术研究需要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理、问题指向和实践路径展开阐释与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思想的创新与贡献。

一、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理

在学术研究中，概念的内涵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其义界的持续扩大甚至“外溢”的积极结果。在文化思想视域中，“文化主体性”伴随着“文化生命体”实现了再出场，相对于既有概念话语形态，“文化主体性”概念的生成机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概念阐释作用，即：在对文化与人化历史发展的相似性的关切中，理解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内在必然性；在对“文化何以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解释中，阐释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合理性，避免概念泛化；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中，展现文化主体性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成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力支撑积极的文化多样性。

1.历史生成：从单一要素到有机结合的结构演进

毋庸置疑，文化主体性栖身于文化生命体之中，而“‘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将文化视作有机生命体，一是因为文化与一般生命体有着类似的基础结构和动态机制，二是由文化与人化历史发展的同向性决定。文化在共时性上实现差异化与涵化，历时性上完成繁缛化与濡化，并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生成文化生命体。在此，“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才有了真实前提——物质生命结构的孕育形成。

一是文化生命体确定自身的边界结构并形成内稳态机制。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为部分主体所共享，同时区别于其他主体，这种差异化在人类文明伊始就与当时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们的生存方式相伴而生。外界生存环境越稳定，文化生命体内部的有机联系就越稳固，其隔离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边界结构也就越清晰，这为文化生命体这一有机系统的强健性和内稳态筑牢了根基，并且通过负反馈调节增强了文化生命体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在这里，语言的地位和功能十分特殊，它“是文化生成的基本要素，也是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生成的基本要素”，[2]语言作为“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最终完成了文化生命体边界结构的建构，催生了实践形态的文化共同体。

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构成文化生命体的继承和进化机制。文化以人类社会为载体，文化生命体是稳定遗传与变异积累的结果。一方面，凭借相对稳固的文化基因，维持文化生命体在时间维度的传承延续，部分稳定的文化基因会在濡化过程中持久保留并强化；另一方面，能重塑特定国家、民族或社会文化样态的“基因序列”，有选择性地将新要素吸纳进生命体，“从而把变异按照任何需要的方式累积起来”，[4]催生出具有标识意义的本民族（本国）的文化基因，实现以繁缛化为特征的文化生命体进化。繁缛化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既推动文化层次细化和文化功能分化，又促使人类生产彻底超越动物在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片面生产，成为高阶的“真正的生产”。[5]

三是不同文化生命体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持续加速。人类文明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在这里，文化纵向传承的濡化展现民族性，横向传播的涵化彰显世界性。文化交流融合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文化交流可吸纳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摒弃不合时宜的成分，实现自我更新，增强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减少异质文化冲突，增加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提升人类文明抵御共同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系统的势差使文化渗透具有定向性，即从文化势能高的强势文化向势能低的弱势文化扩散。

2.观念生成：从人类主体到文化主体的内涵嬗变

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6]建构主体性的目的在于为变动不居的世界赋予某种规范与秩序，主体性必然要依此而不断生成。当代中国，理解“文化何以具有主体性”必须从观念维度审省“何为主体性”。作为观念范畴的主体性，主要有两个维度的解读：一是自在规定性维度，以人作为主体性的尺度来揭示主体性的根本性质，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也就是人在自觉活动中的自主性、自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等”。[7]从这一维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经由文化实践向文化客体的反映，即“反映说”。二是关系规定性维度，是指“‘是一个主体’或‘是与主体有关的’这样一种性质”，[8]从这个维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建构中产生的主体性，即“建构说”。

在主体性观念的思想谱系中，从“反映说”到“建构说”，西方哲学历经三次重大理论转向，为从人类主体生成到文化主体生成构筑了理论根基。第一次是自然实体向上帝主体的理论转向。古希腊人崇尚“精神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