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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洲智慧城市发展的8个不同点

一、理念目标—欧洲更偏实际生活和环境改善中国更偏政策管理和整体优化

相较而言，欧洲智慧城市实践的理念目标更加务实，偏向切实生活和环境改善；中国理念视角更加宏观，偏向政策管理和城市整体优化。

欧洲智慧城市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碳排放等具体的指标控制为落脚点，实现市民生活便利、环境资源保护、经济繁荣增长等目的。如阿姆斯特丹提出到2025年较199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40%的具体指标，以此指标来设计具体实践项目。

根据不同的发展需求，欧洲各国以城市为单位设定了不同的智慧城市发展理念与目标。如赫尔辛基旨在建设商务环境最好的城市；哥本哈根旨在至2025年实现碳中和等。

中国智慧城市以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为追求，以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国际智慧交流为落脚点，实现绿色城镇优化、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目标。

同时，对于城镇化程度不同的区域，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对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智慧城市建设更强调在现有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改善，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对于城镇化程度比较低的地方，现阶段更强调夯实城市建设基础，如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从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构建智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

二、应用领域—欧洲偏能源和环境中国偏数据和管理

从2016年中欧奖申报城市分析，欧洲智慧城市能源、环境生活相关的项目占多数，而中国重点偏向数据信息和规划管理。

欧洲城市的项目应用领域主要可以分为产业经济、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三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可分为多个小类，包括：城市规划、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筑、教育、监控管理等，基础设施仍然是欧洲智慧城市推进过程中的首选关注领域。总体来说，应用领域中，公共设施项目偏多，其中以智慧交通和能源为主。对于数据信息系统已经发展较为完善的欧洲城市而言，重点在于利用数据信息的系统分析，合理分配利用资源，增强市民的参与度，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系统。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领域包括：旅游、物流、工业、医药、文化、农业、制造业、经济、商业、监控管理、教育、餐饮、城市规划、电子商务等。其中非政府主导项目中，商业偏多，并且扩散性强、发展迅速，又以电子商务、交通为主。政府主导项目中，公共设施偏多，其中以各省市智慧政务、安全城市和智慧民生为主。除了一线城市，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还处于加强建设信息基础设施阶段，对于二、三线城市而言，物联网系统普及、大数据收集、数据公开、产业转型是智慧城市今后重点发展领域。

三、法律监管—欧洲较成熟规范中国尚在探索发展

欧洲智慧城市建设中，本地法律及政策影响更大，欧盟法律及政策起间接性作用。由于欧洲各城市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强，拥有很高的财政独立性，所以欧盟大的政策框架功能倾向于引导、协调和激励企业，仅产生间接影响。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国家法律及政策影响更大。由于中央政府对各地管控力强，所以地方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均与中央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中国的法律监管还在探索发展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现阶段分别在大、特大城市选择试点区域，在二三线城市中选择发展时机成熟的城市作为试点，对本地区发展的智慧城镇进行顶层设计和详细规划，提供法律政策支持，着眼于更大区域背景，以期形成可推广的法律监管模式。

四、标准规范—欧洲把握先机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

欧洲及时将实践转化为标准规范，并控制国际话语权。相较之下中国权威政策及标准规范有待完善。

欧洲的信息化社会发展较早，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智慧城市发展基础较为成熟。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全面铺开时能及时将相关经验转化为标准规范。同时，欧洲城市积极发起各类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并与标准规范互为验证和依据。欧洲标准以此控制了全球的话语权。

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与地方发布的众多政策与规划相比，国家层面的政策相对缺乏，标准仍需进一步完善。虽然在多个中央通知、规划纲要中均有智慧城市发展方向的体现，几乎所有的省区和副省级以上城市都在其“十二五”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建设的智慧化和低碳化相关内容，各地方研究院也研究出台了多部评价指标体系，但仍然缺乏全国统一标准规范。

对于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政府及权威机构应及早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作出整体的构思与设计。根据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要求，建立包括经济繁荣增长、环境资源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等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作好环境预测和评价。同时在政策方面，政府应逐步设立法制约束，规范企业、公众的行为。

五、推进模式—欧洲大多自下而上中国大多自上而下

现阶段中欧智慧城市的推进主体总体来说都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