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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乐夫《我生命中的风景树》阅读答案

我生命中的风景树

闵乐夫

认识胡小伟，是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们都在北京三中读高中，十四五岁，我大他一岁，当然，也比他高一个年级。

我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是：都住校，同一宿舍，都喝长江水长大，在北京本地学生眼中，我们是“南蛮子”，他是成都娃儿，我是武汉伢子。那时他川音挺重，我的普通话z、c、s和zh、ch、sh不分；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周末北京同学都回家吃小灶去了，我俩住校生，躺在宿舍“精神会餐”——当时，每人手里的饭票都紧张，为了缓解饥饿，学校提倡“劳逸结合”，少运动少消耗，课程不紧，作业不多。可是我们正值青春发育迅猛期，饥饿时时袭来，怎么办？精神会餐！我们不聊重庆的火锅，不聊湖北三蒸，因为聊美食，会饿得更快；我们聊文学，聊巴尔扎克、奥斯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李白、李清照、普希金、海涅、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还有曹雪芹。我俩抓紧几乎所有课余时间，读小说，读诗集，一本一本换着读，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尤其在周末，躺在床上读一整天。“补漏赶天晴，读书趁年轻”。读完了我们就聊，一聊就吵，争得唾沫横飞，气得鼻子冒烟，要不是肚里缺食没力气，非吵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可。

我俩吵得最多的要数《红楼梦》。

那时胡小伟对《红楼梦》的熟悉就很惊人了，简直就是一个冷子兴，他对荣宁二府的人物关系一清二楚，我这“糊涂一锅粥”却偏要和他争个天昏地暗，年少气盛呗。每次，虽然都证明他记忆准确，可我嘴硬不服输。他迅速地把书翻到那一页，用手点着那一行，笑着，自得地向我示威“对不对？”他爱在争论的最后说“对不对？”明明已经被白纸黑字证明他是对的，仍然用问句“对不对”来气我。我回击“胡氏胡说，一派胡言”。争吵最后，是两人笑着在床上动手扭打，枕头滚到地下。

当年我怀有一个少年美术家的梦，三中教美术的刘崇德老师鼓励我考美院，但我毕业那年美院不招生，多亏平时有胡小伟爱好文学的感染，我在文科上还用了点劲儿，但数理化三科我很吃力，高考考得一塌糊涂。我考完没等通知，就灰头灰脑回武汉了。

只有小伟送我去火车站。临别时我很沮丧，说；“估计没有一个大学录取我。”小伟问：“你就没有一门考得稍微好一些？”“别问了，都很差。”小伟安慰我：“我不相信你语文很差。”是的，可能正是语文救了我，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我，我又回到了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东郊的一所农业中学。

后来，听说小伟从河北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河北某煤矿当掘进工，后又在秦皇岛农业中学当老师。我们失去了联系。

紧接着是特殊年代。10年过后，我们青春的热情和梦想几乎消耗殆尽，只剩满眼的迷茫。再见面时，我们已经人到中年——上天恩赐一个机遇，我俩竟在中山公园桃花坞邂逅。小伟在北京养病，考上了研究生。他问我近况，我说：“挺没劲的，混呗！”他鼓励我考研，我说：“外语全丢了。”他说：“那就搞点教学理论研究，例如作文教学的改革……”他极力鼓励我：“别小看自己，闵乐夫，听我的，是金子就会发光，是玫瑰就会开花。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你完全有能力凭本事走出困境。”是啊，他就是凭本事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

小伟的鼓励如同甘霖，滋润我干涸的心田。三年后，我在任教的农业中学尝试教学出新，作文教学有了些起色，作文教改的论文在市里获奖。我终于被北京市教育局领导点名调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从事中小学德育和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这次工作调动，带来我人生的精神、视野、事业、生活的新境界。

我的个人简历中没有填写胡小伟的名字，但在我个人成长史中，他肯定是关键节点出现的关键人物。那年我38岁，胡小伟37岁。

小伟，你是我生命中无法略过的风景树。

那以后，小伟和我没有再失去联系，两家的孩子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小伟绝对是摆龙门阵的好手，他不是牵住你进入他的领域，听他说单口相声，不是的。他是很体贴地进入你熟悉的领域，迅速找到生长点、热点，很专业地摆自己的观点，而且很深入地提出疑问，逼你回答。他是“百科全书”，但从不跟我谈红楼和关羽，他知道我会尴尬。他专挑教育学、心理学话题和我聊，而且很接地气的聊老年养生、环保、食品安全，等等。

那年，小伟把他沉甸甸的五卷“关公信仰研究系列”丛书递到我手中，我知道他的学术生命进入了金色秋天。这棵风景树已经硕果累累了。

万没想到，我的风景树，在2014年年初生命突然终止了，没有等到春天的到来！小伟在好几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佳境，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宁愿相信他是穿越时间隧道，去拜访关夫子，去游大观园去了——如弘一法师说的那样，“去去就来。”

小伟，十年了，该回来了，咱俩摆个通宵龙门阵，说说你考古走访的见闻，好吗？

（选自2024年4月7日《北京晚报》，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中叙述了作者自湖北赴京求学期间，与胡小伟从偶遇逐渐发展到深